王 凯，张 盈，余芳芳，李智慧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一、引言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高级和最优状态，是生产要素投入低、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质量型发展水平。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之一，旅游业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拉动内需之一的战略性产业，具有联动效应强、产业规模大、发展势头强劲等优势，在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生态文明、增加社会就业、拉动居民消费、丰富文化生活等方面具有强大作用，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推器[1]。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年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为10.94万亿元，占GDP总量的11.05%；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7987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10.31%。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以及智慧旅游等新业态模式的出现，旅游业的发展也遇到“瓶颈期”。目前，我国旅游经济依然存在着粗放式增长模式、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资源消耗过度、生态破坏严重、旅游产业升级缓慢等现实问题[2]，探索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差异和障碍因素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因此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指引下，转变旅游产业发展方式，走优质旅游经济发展道路是旅游业的必然选择，也是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赋予旅游经济的重要使命。

国外对旅游经济研究起步较早，主要聚焦于旅游经济的影响因素、地区差异和联系等方面[3,4]，如Marrou和Paci(2013)[5]通过跨省旅游活动分析城市间旅游经济差异；Habib和Hasan(2005)[6]探索和分析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旅游业的结构，认为制度质量提升可以促进旅游经济增长，但有关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随着高质量发展概念的提出，国内学术界围绕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展开一系列借鉴价值的研究。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定义方面的研究。旅游经济是指由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引起的，旅游者同旅游企业之间以及旅游企业同相关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高质量发展本质属于经济增长范畴，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源于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探索。王维平和牛新星(2021)[7]认为高质量发展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任保平和邹起浩(2021)[8]在新经济背景下定义经济增长的过程包括增长的供给体系、产业体系等；师博和任保平(2018)[9]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持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健提升，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于法稳等(2020)[10]认为旅游高质量发展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以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的发展模式；刘英基和韩元军(2020)[2]认为旅游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构成既包括平稳持续增长、生产效率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也包括消费结构合理性、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王燕武等(2021)[11]认为经济服务化、人力资本积累与高质量增长具有密切关联；王黎明和王宁(2021)[12]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发现人才集聚和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相互存在正向影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受到旅游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和市场化进程等因素的共同作用[13-14]；刘佳等(2017)[15]从效率、结构、环境系统三个维度构建旅游经济增长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旅游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朱海艳等(2019)[16]选取当地人口、景区质量、客运能力和第三产业水平作为自变量，应用空间滞后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四个因素对31省市自治区国内旅游经济的影响。

旅游经济高质量转化路径和提升方面的研究。任保平和朱晓萌(2021)[17]认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是畅通国民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钞小静和薛志欣(2020)[18]认为新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而旅游经济是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包括旅游生产效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等多方面的综合结果[3]；王新越和芦雪静(2020)[19]从专业化和多样化的视角研究发现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果；郭向阳和穆学青(2020)[20]以曲靖为例通过VAR模型发现，旅游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前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自身内部结构和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石培华等(2020)[21]认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通过增加旅游项目投资、释放居民旅游需求等直接和间接方式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意义及其制约因素和动力源泉进行了丰富论述，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借鉴和重要启迪。旅游经济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亟须研究探讨旅游经济发展高质量现状，助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但目前有关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测量和评价的研究有限，且鲜有研究将新发展理念和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因此，本文从旅游经济视角出发，基于“五大发展理念”对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维视角构建指标体系进行综合客观评价，通过障碍模型测量旅游经济高质量的障碍度，确定其主要制约因素，提出精准的针对性意见，为推动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建议。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一)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权重确定

党的十九大指出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具有创新能力的旅游产业才能处于生产前沿，达到最高经济效率，旅游经济创新成效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劳动者生产和经营的效率等方面；协调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要求，旅游经济关联性强，涉及各个行业，高质量发展是在旅游产业合理化的基础上推动城乡区域经济高度化协调；绿色是高质量旅游经济的重要保障，旅游经济因其行业的特殊性，对生态要求极高，必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开放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不仅是开放市场吸引游客消费，而且是以新思路、新举措发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共享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旅游经济是人人参与的经济活动，而高质量的发展亦是人人共享的理想状态，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消除区域经济差异，平衡社会经济的发展[22]。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多维概念，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内容。契合“五大发展理念”，遵守选取指标的综合性、准确性、可获得性以及应用性等指标体系构建原则，在借鉴已有的参考文献基础上[2][23-26]，构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框架有五大子系统，分别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设计评价体系，具体见表1。

表1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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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1.熵权TOPSIS

熵权TOPSIS法是对传统TOPSIS法的改进，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其优点是根据数据本身确定指标权重，消除主观随意性，其次通过TOPSIS法逼近理想解的技术确定个案综合评价指数，并对评价对象进行排序[15]。

2.区域差异性分析方法

采用差异系数和泰尔指数来测量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均衡性和差异化。差异系数(CV)是分析对象离散程度的统计量，由其变量的标准差与均值共同决定的。差异系数越小，说明旅游经济高质量水平离散程度越低，不均衡水平越低；反之，则说明其离散程度越高，不均衡水平越高。

泰尔指数(T)适宜测度不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差异及其来源，将区域总体差异分解为地区内差异(TWR)和地区间差异(TBR)，更客观地揭示区域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的变动趋势以及两者在总体差异中的重要性与贡献率。数值越小，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越小；反之，区域差异越大[27]。

3.障碍模型

障碍模型是采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障碍度”3个指标来进行分析诊断的模型，其中因子贡献度表示单个因子对总目标的贡献程度，即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单因素在总体评价体系中的权重；指标偏离度代表单项指标与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理想值之间的差距，为单项指标标准化值与100%之差；障碍度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各个评价指标对总体水平的影响值，该值大小排序可以确定评价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障碍因子的主次关系[28]。

4.数据来源及处理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1—2018年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或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其中旅游业总收入、旅游业从业人员、旅游院校数、住宿与餐饮业收入、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旅游人次、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及其他旅游活动CO2排放量来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第三产业总收入、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来自《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每万人拥有公厕数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森林覆盖率、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齐。

三、实证分析

(一)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评价结果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2001—2018年各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发展水平较低，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体上呈缓慢波动上升的态势，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平均值得分0.346，最高值是2013年的0.351，最低值是2001年的0.341，均值从2001年的0.341上升到2018年的0.350，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由经济数量的提高转变为经济质量的提升”这一理念的改变和具体相关政策的出台、贯彻、执行和落实。旅游经济高质量增长幅度较为缓慢，2001年到2018年增长率仅为2.8%，说明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推动旅游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成为新时代赋予的任务之一。2003年、2008年、2014年和2016年出现负增长，究其原因：2003年“非典”和2008年自然灾害阻碍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其增加幅度呈现出间断式倒退。从区域特征来看，东部地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高于中部、西部，区域平均值东部地区最高0.396、中部地区为0.346、西部地区为0.301，呈现出东部向西部阶梯递减状分布的特点，由于中西部地理位置受限，人才、科技、资金等要素缺失以及节能减排投入不足，导致地区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偏低。省际间旅游经济质量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位居前列的依次是北京(0.510)、天津(0.482)、上海(0.446)、浙江(0.420)、福建(0.403)，质量水平较低的省份集中于西部地区的新疆(0.261)、青海(0.241)、宁夏(0.234)、甘肃(0.231)等省份①，具体见表2。

表2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排序

(二)准则层指标的结果分析

由图1可知协调和绿色综合得分在高质量发展中占据绝大部分，其次是创新、共享和开放三个层面。由此可知，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受多个方面的影响，而非单一因素的作用结果。对5个准则层进行分析，可以继续研究各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不同准则层上的差异。从发展趋势来看，协调总得分呈现下降的趋势，波动较大，2001—2005年呈现上升趋势，2006—2017年处于下跌区间，均值由2001年的0.104下降到2018年的0.086，对云南、西藏、甘肃、陕西、青海等省份贡献率较低，说明旅游经济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距离。绿色和开放呈现平稳的上升状态，绿色和开放均值由2001年的0.096、0.026分别上升到2018年的0.107、0.042，随着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综合的要求标准，绿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各地在引流中铆足实力。高水平的开放市场在高质量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两个维度的综合发展较为稳定，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协调维度的负面影响。但受区域经济影响，开放准则层存在着区域差异，中西部旅游经济高层次开放水平不高。共享在时间序列上波动上升，综合得分增加了0.028，增长率56.856%，近年来“厕所革命”的战略指导和“扶贫旅游”产业收入和带动就业率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共享维度的发展，但安徽、山东、甘肃等省份旅游经济共享方面贡献度较低。创新在年度波动幅度较大，主要是旅游产业具有脆弱性和旅游业高水平人才缺失的影响。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创新能力高，其他省份得分较低，说明创新发展仍然有很大的完善和建设空间。

图1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准则层得分堆积图

(三)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由表3可知，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系数整体呈现阶段性上升变化，年度变化幅度较小，由最初2001年的0.013上升到2018年的0.020，这表明区域间的差异偏小，这与大部分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有关。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仍存在不平衡，地区差异逐渐增大，进一步制约着旅游经济高质量的发展。2006—2008年差异系数较快上升，此阶段正值中国“十一五”规划初期，经济区域协调发展问题仍旧存在。2011—2015年差异系数下降，表明旅游经济质量趋向均衡发展，由于金融危机后政府越来越重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且旅游产业成为主要支柱产业，各地相拥发展旅游经济，区域差异逐渐缩小。2015至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增大，该时期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要素投入增长向新型驱动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各地旅游经济质量逐渐出现差距。

表3 旅游经济高质量区域差异

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变化态势大体是相似的，存在略微的差异。从各区域及区域内的旅游经济质量的泰尔指数演变趋势来看，经历了波动上升下降又收敛的过程，但最近几年有反弹趋势，说明区域内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不均衡化，究其原因在于旅游产业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爆发，体制机制弱化、创新创业活力不足等诸多问题不断出现，导致区域内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度不同。而区域间泰尔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表明区域间旅游经济朝向均衡化发展，这主要受益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和科技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从泰尔指数的贡献率来看，区域间泰尔指数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一直处于60%～95%，区域内泰尔指数对总体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处于5%～30%(个别年份除外)，这说明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主要由区域间差异所导致，如何促进区域间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将是未来中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因此，中国旅游经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兼顾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

(四)障碍因素分析

运用障碍度模型计算不同年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单项指标的障碍度，筛选出各省份前5位的障碍因子，不同准则层的障碍度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影响大小依次为共享(16.804)>创新(14.793)>协调(12.662)>开放(9.986)>绿色(7.044)。由研究结果可知，从整体发展变化上来看，绿色、开放、共享准则层的障碍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创新和协调保持平稳变化，一定程度上说明近年来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一定的成就，这与前文研究结果相吻合。共享层面障碍度最大，其下降幅度达到0.006，共享作为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但由于我国存在人口基数大、旅游产业员工流失高等特点以及旅游资源浪费，旅游规划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导致旅游经济共享方面障碍度偏高。创新层面下降较为缓慢，均值在0.210上下浮动，我国旅游创新驱动发展主要依托于人力资本，当前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稀缺和专利量不足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协调层面的障碍影响下降不明显，目前我国旅游产业转向高级化发展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异较大等现象影响着旅游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开放和绿色层面障碍度逐渐下降，说明旅游经济在政府绿色、开放的发展理念下取得了显著的结果。

从所有省份指标层因子障碍度的平均值来看(表4)，各单项指标障碍度在4%～12%之间波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和旅游收入共享障碍度最高，均值分别达到7.114和7.636，在前5位障碍因子中的出现频率分别达到27次和28次；其中劳动生产率是浙江、福建、海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首位制约因素，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属于旅游收入共享障碍度型，两者障碍度最高的省份均是宁夏，最低省份各自是贵州(1.058)和上海(2.533)，说明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收入偏低，旅游经济两极化严重，急需先进的科学技术、高效的管理规划、合理的分配制度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此外，公共卫生(6.263)位居第三位，出现频率为18次，是山东、广西、广东的重要障碍因子。环境净化能力、产业结构合理化分别是6.263、5.472、5.227，出现频率16次和20次。二氧化碳和环境规制的障碍度最低，平均值为0.863和0.709，这与我国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绿色发展理念有关，使得生态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城乡差异系数是云南和贵州的第一制约因素，表示当地的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大，缩小城乡差距是其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关注点；上海和江苏的环境净化能力障碍度最高，说明提高森林覆盖率和环境质量对当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在眉睫。

表4 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准则层因素的障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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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从高质量发展视角出发，结合“五大发展理念”，基于熵权法、差异系数、泰尔指数和障碍模型，选取2001—2018年的数据，对中国31个省份的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时空差异和障碍因素分析，通过以上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上呈缓慢波动上升的态势，增加幅度较小，且我国旅游经济发展质量整体不高，其中东部地区旅游经济质量综合得分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呈现阶梯递减的空间格局；在准则层方面，协调和绿色在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得分最高，其次是创新、共享和开放三个准则层。第二，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泰尔指数与变异系数变化态势大体是相似的，差异系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旅游经济高质量地区不平衡性逐渐增大，泰尔指数演变经历了波动上升下降又收敛的过程，区域差异向扩大方向发展，且泰尔指数区间指数贡献率大于区间内的贡献率。第三，障碍模型研究结果显示，在准则层方面绿色、开放、共享准则层的障碍度呈现下降的趋势，创新和协调保持平稳变化；共享是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制约因素，创新和协调是第二和第三制约因素，而因子层中劳动生产率和旅游收入共享障碍度最高，公共卫生环境净化能力、产业结构合理化次之。

基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增强旅游创新能力，实现旅游经济价值。当地政府和高校要重视旅游经济高级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建立旅游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引导科研与旅游企业协同创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劳动生产力和创新障碍度较大，要充分发挥旅游经济的价值规律，学习前沿发达理念，融合高新技术如云管理、数字化、AI技术等减少劳动生产力障碍；其次利用最少的资源成本创造利益最大化，实现旅游经济高效发展，促进旅游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转变。

第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协调发展。建立系统的旅游经济思维理念，不断打破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中低端旅游经济结构的制约，如淘汰“上车睡觉，下车拍照”的劣质观光旅游路线，开发高质量的旅游娱乐方式。各地区在降低旅游经济产业结构障碍度方面，要坚持推动旅游产业在不同部门相互协调、有序发展基础上朝向高级化升级，助力旅游业进入价值链中高端。云南和贵州地区在旅游经济收入增加的同时，也要注意城乡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避免旅游资源浪费与集中分布。

第三，强化绿色发展理念，打造绿色旅游胜地。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优化环境质量，尤其是上海和江苏地区要强化当地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增加绿化植被面积和森林覆盖率，提高环境治理效率，降低省份环境净化能力的障碍度。各省份要融合现代化科技，打造低污染、低消耗旅游产业链，如使用新型能源交通工具，景区路灯采用太阳能发电等减少污染排放，促使旅游产业走环保化、低碳化道路。

第四，完善基础设施，实现旅游成果共享。对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旅游经济，完善基础设施尤其重要，甘肃、西藏等省份要加强道路建设，提高当地的通达度；安徽、山东等省份强化适用东部发达地区的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高级要素的外溢效应，促进旅游成果共享；其次对于共享障碍因子，要均衡各地的旅游经济发展，如“旅游扶贫”要注意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降低城乡居民收入的区域差异，实现旅游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第五，精确区域问题，缩小实际差异。提高旅游经济高质量要注意各省份和三大区域差异，把握分析不同省份旅游经济高质量的主要制约子因素，分析背后深层原因，找出问题所在；各省份结合当地的弱势环节有针对性地实施改革措施，要精准有效，但切忌盲目急速转弯；国家要对东中西地区采取差异化的措施，迎合各地旅游发展优势，缩小区域差异，实现我国旅游经济质量最大化。

注 释：

① 因数据太多，表格有限，需要查阅数据者，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