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婷

摘 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小说取得了瞩目成就。女性作家们在作品中不懈传达出具有现代性意涵的女性意识，其中男权批判意识表现得蔚为鲜明。在破除男权神话之路上，女性作家们采取的男权批判策略发生了相应的流变，从最初的“对峙策略”到中期的“调和策略”再到后期的“放逐策略”，观照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小说的困境与发展。

关键词：女性小说 男权批判策略 对峙 调和 放逐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作家创作的描写女性生活并能体现出鲜明女性意识的女性小说，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取得了瞩目成就。女性作家们在作品中不懈传达出具有现代性意涵的女性意识，其中男权批判意识表现得蔚为鲜明。女作家们在破除男权神话之路上采取的男权批判策略，在相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又表现出相应的流变性。总的来说，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中男权批判策略的流变，大致可以分为对峙、调和、放逐三个阶段。

一、1980 —1985：对峙策略

改革开放新时期“，伤痕文学”是最早出现的文学潮流， “‘伤痕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为女性说出她们真实的体验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女性经验和女性形象在伤痕文学 中涌出”[1]。然而，其中的女性意识在“文革”控诉、历史反思 的重大命题中显得尤为微弱。女性作家们试图采取渲染两 性冲突、解构男性形象的策略批判男权，以传达较鲜明的女 性意识。

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女性文学中，张辛欣的创作多次触及两性冲突的主题，揭示女性处于爱情与婚姻、事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状态。《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揭示了男性对待女性所持的双重标准。一方面，“我”不倔强、要强，便不能在社会中立足，也不能与他相遇、交往;另一方面，正因为“我” 倔强、要强的“男子汉”性格，无法得到他的爱，永远错过了他。他既欣赏“我”独立能干，又要“我”温柔顺从，是男权苛刻要求的鲜明体现。《在同一地平线上》继续诉说作者对深陷婚姻与事业矛盾、夫妻矛盾的女性生存困境的忧虑。男女主人公原本共同经营着幸福的小家庭，但随着外界“竞争之风”的刮来，两人都为各自的事业而奔走。女性没有遵从丈夫的要求，回到家庭，做一个好妻子与好母亲，而是选择放弃婚姻，追寻自己的事业，反映了作者追求两性平等的意识。张辛欣通过笔下独立、强悍的女性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女性意识，但我们应关注到在这些“雄化”女性的内心深处，仍然对男性心存依恋，“每当我在生活和事业中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我很想依在一个可靠的肩膀上掉几滴泪”[2]，降低了作品的男权批判力度。

解构传统男性形象的作品值得我们注意。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是作者以亲身经历凝成的血泪般的文字。作者毫不留情地批判文中的两个主要男性形象：“我”的丈夫性情乖戾、行事粗鲁，用无爱的痛苦婚姻束缚着“我”;情人维盈带给我灰暗生活一抹亮色，但当“我”下定决心抛下家庭拥抱他时，他表现得怯懦、自私、残忍，最后“我”离开了两个男人独自生活。张洁最初的作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男主人公，仪表堂堂、气度不凡，是理想的完美男性。但随着对愈发丑陋的现实认识的深入及对男权传统的自觉反省， 她对笔下的男性形象进行解构。在《方舟》中她借荆华、梁倩、柳泉这三位离异女人猛烈抨击裹挟她们的男性世界，卑劣、下流的魏经理对柳泉意图不轨，梁倩的前夫白复山自私、市侩，丝毫不尊重女性，即使像安泰、朱桢祥这类正面男性形象的性格也不乏软弱、游移……三位女主人公认识到身边男性的平庸、丑陋，对男性极失望，毅然逃出婚姻的牢笼，组 成“寡妇俱乐部”。在独立生活、工作之路上她们遇到百般阻挠，却并未放弃，以一种超乎男性的倔强、坚毅开启新的生活。然而正如荆华所想，“她多么愿意做一个女人，做一个被人疼爱，也疼爱别人的女人”[3]，揭露了她们刚强外壳下的那颗柔软的女儿心，显示了一种更深层、更隐蔽的女性依附心理。

20 世纪80 年代初期的男权批判策略主要通过渲染两性冲突、解构男性形象，借“雄化”的独立女性，传达对男性的不满与控诉。这有利于我们关注女性处在男权世界中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触及她们独立、顽强的女性意识。但是女性们抨击男权、走向独立似乎只是一种表象，她们在与男性的对峙中显露出一种更深层次的男权依附心理， 她们仍然固守传统的男性价值标准，依然没有摆脱男权的藩篱。

二、1985 —1990：调和策略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女性小说中的男权批判策略有了重大调整，由初期的两性尖锐对峙走向调和包容。女性作家们通过“树立女性姿态“”宣扬性的平等”展现女性坚韧、自主、包容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看似比“渲染两性冲突，解构男性形象”更温和的策略，实则锋芒更利，反而更好地确立了女性特质，更有力地传达出了女性自我的坚持和对男权的蔑视。

铁凝该时期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姿态。《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塑造了活泼洒脱、个性鲜明的女主人公安然，她不顾外界非议，敢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麦秸垛》中的“麦秸垛”意象贯穿全文，作者大胆形容其“宛若一个个坚挺的悸动的乳房”，不吝对大芝娘等天然、健康、美好女性的赞美颂扬， 在作品中树立了挺拔、鲜明的女性姿态。长篇小说《玫瑰门》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女性世界，司漪纹这个女性人物无疑最引人瞩目。她既可怜又可恶，既是时代的受害者又是家庭的施虐者。作者摒弃了贊美母性的传统，坦荡地揭露了司漪纹身 上“恶”的特质，开掘了女性创作的深度。一方面司漪纹这个扭曲的“恶女人”让人生厌作呕，另一方面她在困境中永不放弃的顽强生命姿态让人敬畏。她凭借坚忍顽强在“玫瑰门” 中艰难穿行，在时代浪潮中力图把握自己的命运。虽然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努力树立女性姿态，但我们仍可感受到文本中女性在追求自我之路上遭到的困阻与打击，以及她们的痛苦与惶惑。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论述了男权传统的“性霸权”思想： “女人作为一个客体，永远只能表现出被动的品质。”[4]王安忆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等 作品，突破了性的禁区，大胆描写男女性爱，宣扬了男女在性 方面的平等“。三恋”突破世俗人伦对“性”进行大胆描写，肯 定与赞美性爱，宣扬性的平等，提高女性的地位与价值。甚 至，我们可以从中进一步发掘女性在故事中的中心地位，男性是相对被动的、柔弱的、丑陋的，正如吴亮的评价“：女人中 心立场在这三部小说中愈演愈烈，表现为大量冗长的繁复的心理分析和同情。”[5]在《岗上的世纪》里，男女主人公都蓄满 原始的欲望，女主人公李小琴在性领域似乎拥有更大的魅力与自主权“，她就像他的活命草似的，和她相处了那么些个夜 晚以后，他的肋骨间竟然滋长新肉”[6]，这无疑确立了女性的 主体意识。虽然这些作品大胆触及了女性的欲望领域，但将性欲放置在“荒山“”锦绣谷“”小城“”小岗”这类狭小荒远之 地，仍是对女性经验的逃避与压缩，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尚未 达到真正的自主。

三、1990 — 2000：放逐策略

进入20 世纪90 年代，整个社会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加剧，人们的精神观念与旧日的生活决裂，被社会充斥的物欲裹挟。加之网络的普及，助推思想的开放与言论的自由，20世纪90 年代的女性小说面貌相较20 世纪80 年代有了极大不同，整体上摆脱了传统的“宏大历史事件叙事”的束缚，女性性别意识进一步深化，在作品中确认和寻找真正的女性自我。女性作家们主要采取“铭刻女性成长记忆”和“关注女性自身”的策略，讲述“一个人的战争”，将男性放逐到边缘地带，动摇乃至摧毁了男性的霸权和优越。

“新时期女性写作成熟的标志之一，或许是女性成长故事的出现与深入”[7]。王安忆的《长恨歌》用几十万字记录王琦瑶的一生，写尽她从青春到衰老的悲欢乱离，同时以这个上海弄堂女孩的成长记忆，映衬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发展演进。通过王琦瑶和她男人们的故事，展现女性的无限魅力和强大精神力量。她生命历程中遇到的男性不过是她成长中的不同体验，她本质上是孤独的，是坚韧的独立个体， 是承担一切繁华落寞的勇者。陈染的《无处告别》以黛二小姐为中心展开叙述，表现黛二小姐与她的母亲、朋友、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别出心裁地从横向空间意义上展现黛二对外部世界的探求及自我心灵的成长。

更加“关注女性自身”是20 世纪90 年代女性小说区别于以往女性文学最大的特征，关注女性身体，关注独特的生命体验。陈染凭借丰富的冥想和独特的体验，构建了一个与社会集体生活相对立的“私人生活”空间，打破了以往关注公共领域与宏大叙事的风格。《私人生活》里充溢女主人公倪拗拗丰富的心灵体验与思考想象，穿行于私人空间，一方面对私人生活表示出热爱与坚持，另一方面不断与私人生活中的意外相碰撞。她与不断侵入私人生活的势力相对抗，即使最后成为“零女士”，也决不放弃私人生活的尊严。徐小斌的《羽蛇》以神秘妖娆的姿态问世，讲述了五个女人在血缘的系联下命运的轮回、变异，想象流光溢彩，情节丰富奇诡，从神与人、男人与女人、母亲与女儿、人与自然等多重关系构建了一个奇异的世界，传达蛮荒诡谲的“羽蛇”精神“。徐小斌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反思女性历史位置，洞察人性裂变退化，为她的作品注入批判男权传统与正统历史的要义”[8]。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没有宏大事件的介入，有的只是冗杂独白式的语句和凌乱散漫的意识，却造就了一曲独特的女性欲望悲歌。女主人公多米自幼丧父，父亲的缺位反而造就她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生自长的女性主体，她渴求爱，对未知的世界充满探索欲，关注生育和死亡，尤其关注女性的躯体。她喜欢照镜子，欣赏自己的躯体，抚摸自己的隐私部位。女主人公对女性的身体表现出一种自赏、自恋的倾向，大胆地展现自己幽微隐秘的身体和心理，体现女性真正的自信。

20 世纪90 年代女性小说中的“放逐策略”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一味地“放逐”男性和外部世界，沉湎于私人空间， 容易掉入女性自我困囿的怪圈，题材、视角、意识将会大大受到限制，跌入“复读“”失语”的境地。文本中恣肆描写的“女性身体”，在消费性浪潮的卷席下，易沦为被看的牺牲品，失 去“身体写作”的意义。

通过梳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中的男权批判策略的流变，从80 年代初期的“对峙策略”，到中期的“调和策略”，再到90 年代的“放逐策略”，我们认识了新时期女性小说的成就和女性写作的意义，见证了女性小说的局限和写作的困境，有必要仔细审视与反思，以明确在今后创作中采取何种姿态与策略推动女性小说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荒林. 日常生活价值重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思潮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张辛欣.张辛欣代表作[M].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98.

[3]谌容，张洁，等. 人到中年 方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4]波伏瓦. 第二性[M]. 郑克鲁，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 版社，2001.

[5]吴亮. 爱的结局与出路──《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的基本线索[J]. 上海文学，1987（4）.

[6]王安忆.岗上的世纪[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7]戴锦华. 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王紅旗. 谈徐小斌文学创作的先锋性价值[J]. 名作欣赏，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