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曾祺

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我爱喝茶，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烧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

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提神。我喝茶是喝得很浓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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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期，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酽，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豆腐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茶馆。“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做“坐茶馆”。“坐”，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