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中国性”管窥:以汪曾祺为例试驳“葛浩文之问”
2021-11-15欧阳灿灿
社会观察 2021年2期
文/欧阳灿灿
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批评中国当代小说受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偏好描写与情节无关的场景而显得过于冗长。他从结构严谨的角度来评价中国小说,认为以《红楼梦》为代表的中国小说沉迷于描写琐屑的生活场景,情节不够紧凑,因而小说有丧失文学性与审美性而变成“百科全书”之嫌。我们认为,葛浩文所说的与情节无关的生活细节描绘,源于中国文学的“文”“人”以及“世界”相融合的表现传统,体现的正是中国小说的“中国性”,亦即“中国特色”。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继承了中国古代文论传统,自称“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甚至因喜好描写从表面看来与故事情节“无关紧要”的地方风俗而被称为“风俗画作家”。我们将以中国当代作家汪曾祺为例进行管窥式考察,以期回应葛浩文先生所质疑的问题。
文学能否独立于世界与人
汪曾祺在其文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明确表达了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推崇。他并没有明确解释现实主义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将两者并举,很明显地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重视真实、表现现实这一特点的察觉。但是,“现实主义”这一标签掩盖了汪曾祺所继承的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之间的诸多差别,对此我们尚需细心加以甄别。
西方文论的重要传统,是理性地处理、制作文学作品,重视作品形式本身的美。前苏格拉底时代,毕达哥拉斯就把美归因于事物各部分的对称与合适的比例,从事物的“数理形式”的角度阐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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