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正义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教授；摘自《东岳论丛》2021年第8期】

近年来，“普世价值”论者把西方价值观中的“平等”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混为一谈。其实，马克思早就对资本主义的“平等”问题作了界定并进行了批判性超越和逻辑上的消解。重新厘清马克思的“平等”概念、研究“平等”问题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落入西方的话语陷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平等”问题的历史界定

“平等”是一个历史概念。恩格斯曾这样定义：“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因此，“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由此可见，“平等”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它又是一个阶级概念，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资产阶级学者把“平等”当作超历史的、普遍的、永恒的价值尺度去评判社会历史，以资产阶级的“平等”作为永恒的价值存在，就磨灭了它的历史性和阶级性，实质上是把资本主义当作永恒的社会形态，“平等”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话语。

1.资本主义“平等”问题的实质。马克思对“平等”问题的思考始于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关注。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对“平等”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次的探索，一是探索法律意义上的“平等”，二是探索现实意义上的“平等”，从第一层次向第二层次的跨越是其哲学立场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结果。而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立场的确立和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厘清了资本主义“平等”在经济学领域的产生逻辑。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平等”概念正是产生于商品的等价交换过程中。在马克思的观点中，商品天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种基本属性，这是商品能够进行交换的前提。而在具体的交换过程中，商品间不同使用价值的区别可以用一定比例的量来抹平，从而完成交换。这种不同使用价值之间交换的量的比例即被称之为交换价值。进行商品交换的人，即便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需求，但在“等价”交换的过程中，也默认了彼此的“平等”地位。恰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生产的、现实的基础。”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经济的“平等”。资产阶级恰恰由此引申出他们“平等”的人权观念。

马克思从劳动入手来揭露资本主义“平等”的虚伪实质。他说：“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对于平等和劳动的关系，恩格斯解释说：“平等的观念产生于商品生产中一般的人的劳动的平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平等”的衡量只能用统一尺度的劳动时间来换算，而要撇开其他一切因素。“而劳动，要当做尺度来使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和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但实际情形却是：劳动“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因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马克思讽刺说，“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平等的权利”和“公平分配”现在已变成了“陈词滥调”的见解。

2.资本主义“平等”问题产生的根源。资本主义“平等”的形式和内容是相互矛盾的。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前提。等价交换的过程表面看起来是平等和自愿的，但是，所谓“平等”交易的背后，是劳动力所有者被生活所迫而无奈地选择。正因如此，资本主义制度被马克思称作“现代奴隶制”。

既然马克思把“平等”问题以“劳动尺度”来衡量，那么，我们必须到工人的劳动中去寻求“不平等”产生的具体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平等”问题的产生是与异化劳动相联系的，或者说，无产阶级失去自我的奥秘存在于劳动的异化过程中。“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即使能创造使用价值，也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创造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文明。作为劳动产品的平等交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这是“无可争辩”的。这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生产关系，加剧了社会分化。所以，马克思接着说道：“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这是直到目前的全部历史的规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我们不应当泛泛地从一般意义上谈论“劳动”和“社会”的关系，而应当要清楚地证明和揭示“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历史祸害”。

“平等”问题的历史超越

资本主义“平等”问题产生的劳动异化过程说明，要扬弃和消解资本主义实质上的“不平等”，必须实现对作为谋生手段的劳动进行历史性地超越，使劳动不仅仅成为人的谋生手段，而应成为人之为人的内在的必然要求。“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要实现人的“平等”，首先有赖于劳动性质的彻底改变，即从谋生的手段，变成人的第一需要。恩格斯也说：“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劳动不再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做的一种负担，而是变成了生命本身的一种享受。到那个时候，劳动不再是“不得不”的行为，而变成了“我要做”的行为，因为劳动的过程，才是最快乐的过程。只有到这个时候，才真正实现了劳动“创造了美”的本质。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以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外化的财富标准也随之变化。“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支配的时间”乃是整个社会“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不再有个人支配时间上的多寡之分，因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的劳动。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共产主义作为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最终和解，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完美统一，“平等”问题因其历史的完成和逻辑的消解而成为一个丧失意义的问题。因为在成熟的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既不存在‘平等’的问题，也无所谓‘不平等’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超越了使这二者及其对立有效的历史语境本身”。在共产主义社会，以劳动和劳动报酬为尺度的平等标准被真正超越。

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和人矛盾的真正解决”，“平等”问题产生的历史条件被扬弃，“平等”问题作为历史的规定而被彻底消解。马克思说：“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的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平等”问题的解决，是以消灭阶级为历史前提的。这样，随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历史必然，“平等”问题的消解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

无产阶级运动致力于全人类的解放和平等，而不仅仅是拯救自身的“当家做主”式的狭隘的革命行动。“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无产阶级不但要消灭对立的阶级，而且也要消灭它自身。这样，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平等”与“不平等”的差别亦不复存在，“平等”问题最终被历史扬弃、被逻辑消解。

“平等”问题的当代价值

既然“平等”在马克思看来是一个终将被超越的历史性概念，那么“平等”问题在我们当今社会中的价值何在？实际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给出了问题的答案。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阶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之前还存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我们国家当前的社会形态就处在这个阶段之中。他提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是一个自身充分发展的社会，而是一个刚刚突破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依然要依靠获得消费资料维持生活，这就必然牵扯到了分配方式的问题。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要实行“按劳分配”，也就是“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但是“按劳分配”毕竟无法保证劳动者自身的劳动能力差距在分配上的合理性。因此，破除了阶级特权的“按劳分配”分配方式却默认了每个人劳动能力的天然特权。“按劳分配”依然是不完全平等的分配方式。即便如此，“按劳分配”却确证了“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意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无论是分配内容还是分配结果都是不平等的。而“按劳分配”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分配的尺度仅仅是劳动因素，保证了劳动者本人是其获得消费资料数量的决定者，解决了人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的问题。因此，“按劳分配”分配方式指向的不再是形式上的“平等”，而是事实上的“平等”，恰如马克思所说，平等的“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相互矛盾”。当前社会，“平等”存在的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平等”问题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1.“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范畴之一，研究“平等”问题有助于厘清社会主义“平等”观和资本主义“平等”观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平等”观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基础之上，它起源于西方古代文明，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逐渐确立下来。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平等”观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体系，以抽象人性论和绝对价值为内核。所谓抽象人性论，就是剔除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将人置于真空环境中讨论人性。因此，资产阶级所讲的“普遍人性”不过是根据自身需要臆造出来的，粉饰为“一切人”共有的人性而已。资本主义“平等”观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它保护私有财产，并最终演化为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所追求的“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集团内部的“平等”。资本主义“平等”观对内用“人性”掩盖其“阶级性”，宣扬超越阶级的“平等”口号；对外用“普遍性”掩盖其“特殊性”，把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诉求的“平等”说成是代表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社会主义的“平等”观坚持人民的立场和历史的视野，反对一切抽象的、超历史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狭隘的“平等”观。第一，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平等”是站在人民立场之上的，最广泛的“平等”。第二，具有显著的事实指向。资本主义“平等”是一个法权概念，权利“平等”之下掩盖的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是一种指向事实“平等”的概念。第三，具有宏大的全人类视野。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不与其他民族发生联系。马克思说：“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个着眼于全人类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等”指向的是全人类的“平等”。

2.“平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研究“平等”问题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其一即为“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人民“平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促进人民“平等”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结语

那么，在当代中国如何促进“平等”并进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呢？

第一，树立“共建共享”的基本发展理念。“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第二，加强保障人民“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习近平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第三，推进落实社会主义“平等”的实践进程。社会主义“平等”的实现不能仅靠理论的支持和制度的保障，关键还要将其落实在“五位一体”的建设实践中。我们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保障人民“平等”的实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进程。

总之，研究“平等”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尽管“平等”在马克思那里是个终将被历史超越的概念，但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平等”被超越的历史条件还不具备，“平等”问题依然具有时代意义。厘清“平等”概念、研究“平等”问题，对于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