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

剧烈变迁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常表现为侠。例如汉代末期，社会与文化都面临着剧烈的变动，士风便往往表现为侠行， 《廿二史札记》卷五就指出：“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嬴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举世以此相尚，故国家缓急之际，尚有可恃以扶拄倾危。”

但这一时代的侠，毕竟只是消极的抗议者，只能以比一般人更刻苦更艱难的方式，去显示侠行的可贵。却不能积极地铲除社会的不义，以超越社会体制、打倒规范的行动，“绝出流辈”。这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还不严重、文化变迁还不剧烈，晚清就不同了。

晚清是文恬武嬉、官贪民刁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觉对时代有责任，所以也就更向往正义之实现，也更期待英雄，或自己愿意成为拯救时代的英雄。对于各种现存的社会体制，更是力予批判，意欲“冲决网罗”，以获得个体的自由和群体的解放。

在这种存在的基础上，他们的性格往往就倾向于侠。如龚定庵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他不但自认为侠，也以侠客视陶渊明。深受定庵影响的新民丛报及革命党人，更常以侠士精神为号召，如秋瑾号鉴湖女侠、吴樾号孟侠，章太炎写《儒侠篇》，他的弟子黄侃也写过一篇《释侠》，他们均提倡复仇，赞扬侠以武犯禁。

侠与儒是不一样的两种人，两种生命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