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 姗

（淮阴工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电影和文学属不同领域的艺术，前者为光影的艺术，通过直观的声音和图像来表达创作者的心声；后者以文字的形式来传情达意，文字正是因为无声无图，所以会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两者虽为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但传达给受众群体的信息却有共通之处。本文挖掘王家卫电影的“村上印记”，试图找到两位“大家”作品的异同点，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其作品。

一、后现代主题

提起香港的电影界，王家卫是不得不提的一位。王家卫1958 年出生于上海，幼年时跟随家人移居香港。起初在香港工艺美术学校学习平面设计，后又学习剧本写作和影视制作，80 年代初进入电影界，90 年代初以《阿飞正传》《堕落天使》等影片建立和巩固了其在电影界的地位。当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席卷”整个亚洲之际，香港自然与后工业化趋势保持高度一致，而在香港电影界最先挑起后现代主义大梁的王家卫更是在影片中把后现代主义的元素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人说王家卫电影的成功正是巧妙运用了“香港”这一题材，此番评论不无道理。香港这个有着特殊机遇和政治背景的国际都市，繁华且又独孤，奔放而又严谨，王家卫影片恰恰抓住了这些特点而让观影人找到心灵上的共鸣。拿《阿飞正传》来说，影片以60 年代初期为背景，实则折射出90年代人们的内心世界。片中主角旭仔，被亲生父母抛弃，独自在社会闯荡，与两位女子游戏人间，这两位女子被拒绝后，也拒绝了其他男子的追求。旭仔在追寻亲生父母的同时，尝尽了人间的悲欢，也感到了失去亲情的落寞，最后在冒险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旭仔只是90 年代香港青年的代表之一，孤傲、叛逆、彷徨，渴望出人头地，却只能随波逐流。90年代的香港经济高度成长，繁华城市的背后有无数“旭仔”这样宛如浮萍般心灵空虚的打拼者，社会需要“旭仔”，但同时又会因其与现实格格不入而最终抛弃他们。

讲到《阿飞正传》会让很多读者联系到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且听风吟》作为村上春树“青春的三部曲”的第一部，用村上春树本人的话来说是“无心插柳”之作，这部小说因获得日本“群像新人文学奖”，让村上春树从一名默默无闻的酒吧小老板摇身一变成为赫赫有名的作家。当然，作品的成功绝非偶然。首先从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当时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的日本高速发展的阶段，超速发展的经济带来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往往让创造物质财富的人们在精神层面极度崩溃。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主人公“我”暑假期间带着学潮后的疲惫，从东京回到家乡神户。倦鸟归巢，家乡是主人公“我”释放的出口和归宿，所以这个夏天和“鼠”以及酒吧店长“杰”一起肆无忌惮地吃、喝、玩、乐，他们喝的啤酒可以蓄满二十五米长游泳池，扔掉的花生欧尼可以铺满杰氏酒吧的天花板。当然这只是一部分，“我”和“无小指女孩”仅十八天的恋爱虽短暂倒也难忘。细品“我”所度过的这个浑浑噩噩的暑假，内心空虚寂寞、孤独彷徨却又无能为力改变现状。

《阿飞正传》的“旭仔”和《且听风吟》的“我”同属都市群体中“垮掉的一代”，看似放荡不羁、颓废不堪，实则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度发展带来的弊端，即精神领域断层的体现。

二、数字偏好

90 年代后期以来，王家卫常被指出受到村上春树的影响，尽管他本人对此不予置评。王家卫以《重庆的森林》（1994）、《花样年华》（2000）、《2046》（2004）等风格独特的影像虏获世界的眼光，在香港被称为“电影界的村上春树”。看王家卫的电影，很难不注意到他以数字进行表述的偏好，正因为如此，总有人把他和村上春树联系在一起。“要不要做一分钟的朋友？”“能不能爱你一万年？”王家卫电影中的角色往往只有编号和呼叫器号码，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旺角卡门》里刘德华的Call 机号码是88；《重庆森林》的金城武编号223、Call 机号码368,1994 年4 月1日和女朋友分手，5 月1 日过25 岁生日，吃了30 个凤梨酥罐头，然后一个晚上看了2 部粤语片，吃了4 份厨师沙拉；《堕落天使》中，李嘉欣的Call 机号码是3662，黎明的是9090，金城武的编号仍是223，不过这回他不是警察，223是他坐牢时的编号。关于王家卫的《2046》，相关评论谈道：“所有记忆都是潮湿的……，电影开场劈头出现的这句字母颇有村上春树的影子，记忆成为这句电影的主题。”还有评论指出，《重庆森林》“抄袭”村上春树小说的“情调”和“腔调”。

村上春树作品中，数字也是常见的符号，从《1973 年的弹子球》到《遇见百分之百女孩》再到《1Q84》，作品名字中均出现了数字，不仅如此，作品正文中也多次出现数字。《1973 年的弹子球》是村上春树1980 年的作品，“青春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之所以用“1973 年”，与当时日本的学生运动有密切关系，1973 年是日本最后一次学生运动“冲绳归还”发生的时间。主人公“我”在《且听风吟》里出现时，正是学生运动结束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乡，在家乡的期间和“鼠”“杰”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在《1973年的弹子珠》中，“我”和“鼠”分别经历了各自的爱情，“我”和两个双胞胎女孩相处融洽，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去看昔日恋人直子的小狗，还为废弃的废电盘举行葬礼，并且费尽心力找到当年为之痴迷的弹子珠。当“我”与弹子珠再次相逢时，来自过去的呼吸平息了，心灵似乎得到寄托，奇迹般地回复了平静，至此“我”和两个双胞胎姐妹的故事也画上了句号。而好友“鼠”因为爱上与自己一样孤独的女孩，真实地感受到生活的无望与无助，决定离开恋人，离开生活的城市。两段不同的爱情经历，带给两位青年不同的社会认识和人生思考，“我”经过爱情的“洗礼”坦然了，释然了；“鼠”经过困苦的挣扎逃脱了，离开了。“我”和“鼠”其实是当时日本青年的缩影，1973 年学生运动结束后，像“我”一样的青年坦然面对当时的社会，而像“鼠”一样的青年却回避、逃离社会，因此不得不说1973 是日本青年心理上一个敏感的数字。另一部也被称为爱情小说的《遇见百分之百女孩》，与《1973 年的弹子球》的风格大相径庭。小说一开始就写道：“四月一个晴朗的早晨，我在原宿后街同一个百分之百的女孩擦肩而过，女孩算不得怎么漂亮，并无吸引人之处，衣着也不出众，脑后的头发执着地带有睡觉挤压的痕迹。年龄也已不小了——应该快有30 了。严格地说来，恐怕很难称之为女孩。然而，相距50 米开外我便一眼看出：对于我来说，她是个百分之百的女孩。”这种直白式的开场将女孩清新脱俗的特点展现在读者面前，而且气氛轻松、画面唯美，与《1973 年的弹子球》里沉闷、压抑的气氛截然相反，所谓百分百大概是村上春树想表达的美好愿望。

再来看《1Q84》，很显然《1Q84》中Q 代表一个数字，细究村上春树的写作和个人风格，会发现《1Q84》是在致敬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乔治·奥威尔的作品《1984》是二十世纪英国最具影响力的英文小说之一，通过这部小说可以了解其为人处世、工作和生活的状况，甚至可以看到小说人物的原型，同时小说本身简洁的英文表达和真挚坦诚、亲切感人的语句会让喜欢原版的读者轻松、自然。村上春树曾这样说：《奇鸟形状录》设定为1984 年，当然是因为乔治·奥威尔的《1984》。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目前我已经置身于这1Q84 年。我熟悉的那个1984 年已经无影无踪，今年是1Q84 年。空气变了，风景变了。我必须尽快适应这个带着问号的世界。

王家卫与村上春树对于数字的偏好不可置疑，数字可以代表时间，亦可以表达作者的心情，或者一个重要事件，但不管是影像的表现形式还是文字的描述，数字的表现形式无疑会为作品的升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对中国元素的认同

村上春树和王家卫在各自作品中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淋漓尽致。优雅古典的音乐、曼妙婀娜的旗袍女子、古香古色的街道……这些都成为王家卫电影的标志。电影《花样年华》正是浓缩了中国上海的精华，影片中高跟鞋“哒哒”的声音伴着老唱片发出的婉转乐声，足以让人沉醉，而旗袍作为影片的重要道具，与其说道具倒不如说是女主人公的肢体语言，旗袍的颜色、图案及款式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另一方面，影片中侬软的上海方言增加了更多乡情，尽管影片中梁朝伟和张曼玉自始至终未说过一句上海话，但房东太太固执地用方言和各个角色交流，无疑拉近了自己与他人的距离，同时表现了对故乡的眷恋。另一部题材大相径庭的电影《一代宗师》，则将中国传统“义”“礼”之美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中，叶问无论对朋友对家人甚至对对手，都恪守一个“义”字，所以在之后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无论身处何处，叶问都能将中国的武术和精神发扬光大。“礼”乃儒家思想精髓，影片中叶问在武林乱世仍保持“礼让”“谦卑”的品行，最终成为一代宗师。

村上春树曾坦言自己出生在港都神户，那里有日本著名的中国城，每天遇到的、听到的都跟中国有关，换而言之，村上心里住着“中国”，脑海里印着中国的人、中国的事和情。《去中国的小船》便讲述了“我”与三个中国人的故事。这三位中国人各有特征，有老师，有打工的女大学生，有曾经的高中同学。虽然和三位中国人民族不同，但与他们的不期而遇，逐渐让“我”看透了社会的荒诞与自己的懦弱，“我”于是想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而中国虽只存于脑海但已经让“我”无限憧憬。如果说生活中影响村上春树的是周围的中国人，那么在文学道路上让村上春树印象深刻的中国作家便是鲁迅了，对此有两处证据可查。由张明敏所著的《村上春树文学在台湾的翻译与文化》中，东京大学教授、日本汉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藤井省三在推荐序中介绍，村上春树曾经接受《联合文学》的专访，刊登在1993 年1 月号，此后不时在台湾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喜欢阅读鲁迅，对他而言“中国”是重要的印记。另一处则是藤井省三在2008 年出版的专著《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中，香港文学学者郑树林在普林斯顿采访旅居该地的村上春树，当问到他对中国文学有什么涉猎，能不能提几个名字时，村上春树回答：“主要都是些经典名著。零星读过一些，没什么系统。现在我记得的小说家就是鲁迅……（其他现代名家）记不清了。”

村上春树与王家卫对中国元素的运用虽有不同，但作品中对中国元素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前者无论在生活中、文学作品中都或多或少、或详或简地流露出对中国、中国人、中国作家的特殊感情；后者凭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素材将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融入作品。村上春树与王家卫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元素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作品的中国元素的认同感。

四、结语

香港的电影界热爱村上春树，甚至借用村上春树的世界来制作电影。关锦鹏执导的《有时跳舞》（2000）取自20世纪90 年代后期禽流感事件，描写了几位不同母语的异乡人因为疫情暴发，被关在蜉蝣岛上的故事。其中，日本演员大泽隆夫饰演名叫春树的日本作家。关锦鹏毫不讳言：这角色的旁白，感觉已经非常村上春树，既然有些东西在感觉上摆脱不掉，倒不如直接承认好了。还有一位导演马伟豪，因为喜欢村上春树的“无聊的糜烂感”，在拍摄自编自导、描写初恋的《记得……香蕉成熟时Ⅱ》（1994）时曾表示自己很受村上春树的影响，这部电影也写了很多对生活的细致狂想。

2006 年，日本学者四方犬彦指出，王家卫于1994 年发表的《重庆森林》中，“重庆森林”是香港九龙半岛元老级的老旧大厦之名，现在这里几乎都是印度人的店面与非洲人以廉价租金租用的住宿设施。电影中登场人物的台词句句都让人觉得受到村上春树《且听风吟》等早期作品极深的影响，孤独的年轻单身男子的独白、对于便利商店商品的执着、对数字的执着、无法实现的恋爱、对于过去被遗忘的时光的追忆……尤其是若将《重庆的森林》直译为日文则为《重慶の森》，和《挪威的森林》颇为相似。王家卫这部作品所提示的世界主义怀旧气氛与村上春树小说并列成为亚洲后现代产生的两大常数。比较村上热潮发生前后的王家卫电影，不难发现村上春树对王家卫的影响。村上热潮发生前一年，王家卫执导的《旺角卡门》（1998），影片中为义理与人情而牺牲的硬汉、暴力场面中大量血腥的场面似乎已经模式化。相对于此，受村上春树热潮洗礼之后拍摄的《阿飞正传》（1990）正如香港评论者所说，男女三角关系破裂而探索孤独等几乎就是村上式的主题，这一主题借着极端执着于数字及年代来确立自己的世界，乃至使这部影片成为《2046》等作品的前身。王家卫可以说是香港电影界甚至是世界电影界中名副其实的一位村上春树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