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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吒的“前世今生”看中华传统形象影视改编中的文化传承

2021-11-14鲁人玮

戏剧之家 2021年19期
关键词:前世今生魔童哪吒

鲁人玮

(辽宁师范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82)

“我是小妖怪,逍遥又自在。”自《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魔童降世》)2019年7月26日上映以来,这个离经叛道又玩世不恭、两手插兜黑眼圈浓重的魔丸哪吒就火遍了大江南北。与以往的人物角色设定上常常以小英雄形象登场的哪吒不同,在《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作了颠覆性的改变——但就其本质说来,在不同影视版本的哪吒形象改编中,人性诉求表达和文化精神内核是总体一致的。

哪吒的形象最早来源于古波斯和古印度教的神话,后来传入中国,随着本土化的逐渐改良,在唐代末期已经开始风靡盛行。哪吒早在东晋时期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最初他是以佛教中军神“那吒”演化而来,拥有三头六臂,天赋异禀,是百邪不侵的莲花化身。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那吒”和“哪吒”并不可混为一谈。“那吒”是佛教毗沙门天王(也被称作多闻天王)的儿子(或孙子),虽然他是“哪吒”的原型,但“哪吒”是中国古人在此基础上创作出的全新形象,他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仙人,也是道教护法神。所以哪吒是地地道道的中华本土神仙。

有关哪吒的记载主要源于元代宗教神话典籍《三教搜神大全》,它在参照佛经的基础上赋予了更多世俗化的想象,描绘出了比较完整的哪吒传说。后来哪吒逐渐活跃于明代的神魔系列《西游记》《南游记》《封神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中。值得一提的是,吴承恩在《西游记》中大胆创新,首次将一直以成年形象示人的哪吒改写成孩童的模样,而《封神演义》在诸多前人版本的哪吒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将哪吒刻画得更加有血有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哪吒形象基本上都是从《封神演义》中获取的灵感。现代的哪吒形象经过了多种多样的改编,但是其基本的人物设定和性格形象并未与古代的形象有太大出入。从漫画《哪吒传》、电影《哪吒闹海》、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于1961年-1964年制作的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国产动画片《哪吒传奇》、1974年张彻执导的电影《哪吒》、1983年陈方千导演的戏曲电影《哪吒》、电影《我是哪吒》、电视剧《莲花童子哪吒》等一系列的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哪吒的形象更加多元立体化,更符合不同时期的审美需要,而且在改编过程中,赋予他的精神内核也在逐渐增加。

对于《魔童降世》这部电影的横空出世,各路观点褒贬不一,有的认为《魔童降世》是国漫继《大鱼海棠》《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后的又一次崛起,而有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前者还是《魔童降世》都是仿照好莱坞大片“三段式”拍摄,不论是剧情还是特效制作都毫无亮点可言。但在笔者看来,不管《魔童降世》中的哪吒相较于之前各个版本的哪吒形象做了如何改变,其依托在哪吒这个中华传统人物形象上所做的优秀文化传承和发扬是值得肯定的。以下便从三个方面进行简单分析。

一、人物设计上的继承与发展

项戴乾坤圈、身缠混天绫、手提火尖枪、足踏风火轮——如果提起哪吒,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形象。“剔筋还父,削肉救母”在最初与哪吒有关的传说故事中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片段。在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和电影《哪吒闹海》中,哪吒的胆大包天,叛逆顽皮形象达到了顶峰,在设计上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哪吒的叛逆英雄史,但其本质来说还是孩童的顽劣胡闹,虽然具有了反抗意识的觉醒,但是特征并不明显。在后续的演变过程中,创作者们都有意识地删减了诸如“闹海屠龙”、“剔骨削肉”此类较为暴戾残忍的场景情节,将哪吒聪慧机智、英勇善战的特点做到最大程度上的强化,哪吒也从“神坛”上走下,变为和普通人一样的小小少年。

在《魔童降世》中,哪吒形象更进一步贴近现代人的生活和理解方式。影片在保留哪吒最具符号性的人物特点的同时,根据当下观众的审美勇敢地打破了常规的形象塑造,变成一个两手插兜,满嘴打油诗,爱恶作剧捉弄人却无比渴望得到他人认同和理解的全新“丧萌”形象。他所具有的“反叛”精神也不再仅仅是孩童的任性妄为,而是从陈塘关百姓的大视角切入,站在整体和大局观的高度,做出以身引天雷保护大家的决定,成功从混世魔王转型成为中国本土化的一位“反叛型超级英雄”。

二、故事情节上的延续与创新

在《魔童降世》中,哪吒被设计成混元珠魔化的一部分,而敖丙被设计成混元珠的灵化部分,这样的两个角色从设定上本身就相斥相吸,开场的铺垫已经吸引了观众极大的观看兴趣。而且影片通过戏剧化的表现形式,将哪吒出生和成长的故事线进行创新和延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哪吒有关的情节进行了调整和修改。

在《魔童降世》中增添了更多有关李靖和殷夫人之间对哪吒深沉的爱的情节,同时也真实折射出“怪胎”在生活当中由不被他人接受到最终被人认可的蜕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哪吒的内心发生了质的转变,陈塘关其他的百姓也从排斥抵触变成了认可,这也是他们内心情感的蜕变。同时,在故事架构中敖丙不再是与哪吒纯粹敌对的一方,他本性善良清冷,是一个背负家族希望和使命艰难成长的少年。他与哪吒与其说是仇视敌对不如说是相互救赎。

纵观各影视改编的哪吒形象,创作者都将哪吒塑造成能独当一面的英雄,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似乎总归缺少了一丝“人情味”。这种人情味不是仅仅拘泥于世俗的情爱或琐碎纷扰,而是哪吒应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人性表达。虽然他是先佛后道的神祇,但正如佛家语曰,四种慈悲心的第一重境界是“爱缘慈悲”。虽然“慈悲”是转识成智的、理性的、智慧的“爱”,但这种“爱”的表达也是他与其他神祇所不同的显著标志。在一代代哪吒的故事传承中,哪吒“神性”的部分逐渐淡化,而作为“人性”的部分则日渐突出。直到在《魔童降世》中的哪吒,呈现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这种“人性”而非“神性”的概念贯穿于整部影片当中,更具有人文气息的改编让观众更加感同身受,也能更好地有代入感和理解故事情节的发展。

正如《魔童降世》的主题思想所说,“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破”与“立”体现在故事情节中则在于:

(一)“破”在《哪吒之魔童降世》打破常规,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既熟悉又新鲜、既热血又感人的“中国故事”。他不同于美国好莱坞大片式以一己之力去拯救世界的孤胆英雄,他会因为陈塘关百姓的不理解而痛苦,为得知父母煞费苦心的真相而难过,为拥有毕生知己敖丙而兴奋……而且在最后的危急关头,哪吒并非独自一人承担一切,敖丙和太乙真人的舍命相助让他不再孤单——这也是《魔童降世》与好莱坞电影最大的区别。

(二)“立”在于影片大力弘扬“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斗争思想,同时也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忠孝和友情。影片在诙谐幽默的语言中穿插了严肃认真的思想精神,却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贯穿于影片剧情设计,从人物语言、动作、神态、形象上逐渐渗透,将担当重任、家国情怀都融入在“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算”的霸气里。这样的价值观传达,在前人版本的哪吒故事中更加递进和深入,结合当下优秀的主流价值观,塑造了一个从目前来看最新鲜也最多元的哪吒。

三、精神文化内核的薪火相传

哪吒作为少年英雄的形象深受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但作为以孩童为主要受众群体的文学形象塑造不易引起大众的普遍共鸣,反而是其作为道教与民间信仰的保护神形象更为人所接受。所以如何将“哪吒”文化更加广泛的传播,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形象,一直是各大影视版本在塑造哪吒时的关注重点。

哪吒身上强烈的和独特的“符号化”元素很多,在历来的故事中也频频出现。作为中国本土的道教神仙,他所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内核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气概,是历代文人不断丰富他的铮铮傲骨。他血气方刚,无畏生死的英雄形象流传至今,也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譬如在1964年发行的彩色动画长片《大闹天宫》中,结合时代背景看,可以赋予影片更多的意义。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举国上下处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萧条时期,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斗争问题依旧存在,在这样内忧外患的严峻大环境下,《大闹天宫》的出现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在改编的过程中,哪吒逐渐从最初好勇斗狠、亦正亦邪的形象变成现在的热血小英雄形象。在形象的转化过程中,一直没有变过的是“打破成见,扭转命运”的内核,这也正是哪吒之所以受到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哪吒传奇》里哪吒的形象同样生动活泼,他反抗以石矶和商纣王、妲己为首的邪恶力量,与姬发小龙女等同伴一起,用正义战胜邪恶。在哪吒不断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形象更加立体和多样,也更加“亲民”,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而《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进一步生活化。

“哪吒”的成功崛起并非偶然。越来越多的中华传统形象在影视改编中重回大众视野。相比于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中留给大众的固有形象,在取其精华的同时糅合现代元素,电影电视中的他们实现了非常大的突破。从影片《大圣归来》到《白蛇:缘起》,创作者们将目光投向逐渐被淡化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形象,通过结合当下优秀价值观向国人乃至世界讲述最新鲜的中国故事。这些热血又感人的故事背后离不开人文精神内核的支撑。他们脱胎于历史,汲取中华文化特有的古典意蕴和神秘美感,在中国电影乃至世界电影的发展中争得了一席之地。“哪吒”们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流传至今的中华传统人物形象,他们不仅没有淹没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反而凭借自身特有的文化价值与时俱进,吸收了时代的特点,蜕变成如今的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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