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翟维程

随着科技与文化的不断发展，青少年逐渐成为社会中的主流群体，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样态也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已经把目光放在了青年群体身上，以青年群体为主要人物的电影层出不穷，从这些电影中可以观察出青年群体独有的文化特点。电影《过春天》讲述了16岁的“单非”少女为了完成与闺蜜一起去日本看雪的心愿，从而冒险去做“水客”故事。电影关注了“单非家庭”和“深港水客”这两个特殊的群体，以独特的视角描绘了深圳与香港这两座城市中少女的残酷青春成长过程。

撕裂：少女的身份焦虑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写道身份的焦虑是一种担忧，担忧我们处在无法与社会设定的成功典范保持一致的危险中，从而被夺去尊严和尊重。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青春期的青少年生理和心理迅速发生变化，他们即将步入成人社会，迫切希望得到自我的认同。电影《过春天》中的女主角佩佩游走在深圳与香港两座城市的边缘位置，无法获取自身的归属感，从而产生了对身份的焦虑。

城市离散的身份摇摆。电影中的女主角佩佩生活在一个“单非”家庭，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大陆人，她出生在香港生活在深圳，为了享受香港的教育资源，每天往返于深圳和香港两座城市。面临着语言的切换和城市面貌的改变，佩佩陷入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处境，尽管拥有香港身份证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无法融入香港人的生活习惯，甚至无法向香港同事表明自己居住的地方。美国学者詹姆斯·克利福德认为因空间在时间中流转而造成的文化割裂与身份游离，比如移民游历等迁移、跨越边境的状态，都归于“离散”，随之而来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个人的身份认同的撕裂与怀疑。佩佩在香港与深圳这两座城市中的不断跨越带来的是身份的摇摆，在两座城市中都无法找到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父母缺席的身份迷茫。佩佩作为父亲的私生女，父母双方分居两地，父母在她成长中的缺席使得她在香港与深圳这两座城市的缝隙中，更加深了身份的焦虑。在画面处理中，佩佩与父亲见面时总有遮挡物阻拦在两人之间，第三次见面时父女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语言上的交流，父亲在外面吸烟时玻璃上的投影与室内的佩佩面对面，此画面语言突出她与父亲之间因距离而产生的无奈以及心理上的隔阂。如果说佩佩想要找父亲倾诉而因距离、家庭加深了隔阂，那么她在母亲那边则是处于一个失语者的位置。电影中，佩佩与母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处于同一个画面，空间的交错隐喻母女二人相互的不理解。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身份认同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父母的行为作为青少年的模范和榜样更是与他们的身份认同有着显著关系，父母的缺席使佩佩在家庭中也处于一个撕裂的位置，归属感的缺失则使她对自我身份的理解更加迷茫。

抵抗：“异托邦”与“边缘人物”

青年群体总是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位置，他们对成年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不认同，甚至产生排斥心理。如果在这一阶段青年人没有得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就会产生矛盾和抵抗的情绪。他们标新立异，容易产生非理性冲动，因此青年群体总是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性和颠覆性。

日本：情感宣泄的“异托邦”。王德威教授认为异托邦是在现实社会的成员的思维和想象的触动下形成的，是社会成员从思维想象的形式所投射出来的一种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总能找到在外在的、一般性的日常世界里面不能企及以及实践的愿望的解决方法。电影中的叙事空间发生在香港和深圳，但是日本作为佩佩心中的“异托邦”成为整个故事发展的源头。在香港得不到已有家庭的父亲的承认，在深圳得不到沉溺于打麻将赚钱的母亲的关心，两座城市压抑着青春期少女的心理，对于认同的渴望急需一个情感的宣泄出口，于是日本成为了佩佩心理投射出的理想之地。雪、温泉、清酒这些意象承载了佩佩所有美好的愿望，以至于不知道清酒的味道仍认为那是甜的、好喝的。佩佩把自己所有理想的情感寄托于这一“异托邦”中，以此来脱离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慰藉内心的孤独感。

水客：自我抵抗的“边缘人物”。青年群体处在成长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他们刚刚脱离儿童阶段的天真懵懂，同时又对陌生的成人世界而感到迷茫，非理性的冲动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很容易产生摩擦甚至是抵抗。由于父母的缺席，佩佩不再受到长辈对于自己世界的控制，缺少成年人的威慑，导致了她对于社会秩序的忽视，再加上对于物质的渴求，致使她加入了“水客”这一群体。水客们狭小逼仄的聚集地与外面繁华的香港城市景象割裂，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下佩佩与水客形成了比父母、朋友还要亲密的关系，自我的孤独感被消解。影片中这段采用了轻快活泼的配乐，从听觉上构建了愉快轻松的气氛。佩佩这一城市中的边缘人形象加入到水客这一边缘群体中，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对自我处境的一种抵抗。她除了得到物质的满足外，其情感的归属与其他人也具有同一性，佩佩在生活中压抑克制的情感得到释放，获得了身份的认同。

认同：新身份的不断形成

认同是个人对于自我身份、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是人们获得其生活价值和经验的来源，而且身份认同正在经历着一个旧身份不断分裂、新身份不断形成的去中心过程。青春期正是形成自我认同的重要时期，青年群体在自我发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完成了成长。电影中的佩佩留在了水客群体，在与他们的互动交流中她发现了自己与他们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逐渐融入了水客这一群体，并在这个大集体中不断形成自己的新身份，找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满足感。

干女儿：长辈的认同。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会有诸多困惑，父母是对青少年身份认同确立的关键一环，他们首先会想要寻求父母的认可，然而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佩佩转向寻找精神上的父母。佩佩的亲生母亲是第三者依附其他男人生活，她对母亲的行为持有厌恶的态度。在加入水客群体后的佩佩慢慢得到了头目花姐的欣赏，被认作干女儿，此时她心理上母亲的形象已经被替换。坐在花姐旁边乖乖地帮花姐洗牌抓牌的形象与厌恶母亲整日沉迷打麻将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完成了对亲生母亲的排斥与否定。花姐干练的气魄、突出的能力以及独立的精神构建了佩佩心中新的母亲形象，所以她才毫不犹豫地接受花姐“干女儿”这一称呼，称呼的改变代表了长辈对个人身份的认同。

佩佩姐：集体的认同。集体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是熟悉而伟大的，他们在集体中密切交往、频繁聚集，很容易受到彼此的相互影响。集体是青少年成长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外部环境，集体的认同对于青少年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佩佩对于违反法律的水客群体并不感到厌恶，反而在第一次遇到他们时就主动提供帮助，他们与佩佩不道德的身世以及边缘的特性产生了同一性，在餐桌上嬉闹吃饭更像是一个家庭而不是犯罪团体。第一次“过春天”后，佩佩在这份工作中得到了被需要的满足感，水客们对于佩佩的称呼也转变成了“佩佩姐”，她在集体中的地位上升，在集体中获得了归属感，也实现了集体对自我的认同。

山顶上的女孩：自我的认同。在心理学中，情感的投射往往是把自我的一部分转移到其他人身上，青少年受外界影响较大，在自我认知模糊的情况下极易把自身的情感投射到外物中。电影里佩佩与阿豪两个角色中存在着很多相似的经历。他们都出身底层，一个是私生女，一个是面摊小弟，他们都期望自己能够被社会接纳，阿豪在山顶的那句“I am the King of Hongkong”也正是佩佩心底想要被认同的渴望。相似的经历使得两人之间产生了共鸣，佩佩把内心的情感投射到阿豪身上，因此她十分重视阿豪对自己的情感态度。这种情感投射在电影前期也反映在佩佩嫉妒阿豪与阿Jo的关系上，随着电影的展开在加入到水客群体之后，两人拥有共同的秘密，关系也越来越亲近。这种投射也越来越强烈，情感也越来越充实，当她作为第一个与阿豪登上山顶的女孩时，这种情感投射所给予的认同使佩佩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她甚至愿意为了阿豪背叛花姐，然而也是这一形象为后面情感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迷茫：情感爆发与自我和解

成长作为青春电影中最重要的母题，青春期的成长不仅是生理上的成长更是心理上的成长，是青少年不断适应成年世界和现实社会的过程。在这一阶段，青年群体苦闷、焦虑，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成长的阵痛和迷茫，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成熟。电影《过春天》在后期剧情急转直下，佩佩在经历了友情的破裂和对集体的背叛后，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迷茫作为青春的主旋律也仍在生活中延续着。

情感的爆发总是伴随着一件件冲突的叠加而诞生，和闺蜜关系的破裂，父亲迫于自己的家庭对佩佩的忽视，再加上母亲被骗钱，佩佩对母亲的厌恶也达到了顶点，身边亲密关系的破裂致使她需要得到更多的认同来肯定自己的价值。同时，枪支的出现则意味着曾经如鱼得水的水客团体对于佩佩的抵抗，这也是成人世界对于迫切想要融入他们获取自我身份认同的青少年们的拒绝和抛弃。最终情感上的共鸣与欲望的相互投射最终使得佩佩与阿豪走到一起，两人昏暗空间中身体的触碰以及对未来的期盼，让她内心的认同感达到顶峰。然而这一背叛行为带来的是肉体上的疼痛和精神上的侮辱，警察的到来让水客这一边缘形象瓦解。至此，佩佩的抵抗方式已经全部终结，建立的认同关系也全部破碎，等待着她的将会是残酷的法律惩罚和不得不面对的青春的迷茫。

电影常常使用象征的手法来表现某些抽象意义，影片在末尾处用鲨鱼和雪两种意象似乎为迷茫的青春开辟了一条新的通路。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们如同鲨鱼一样狂躁生猛，然而鲨鱼困在鱼缸里，他们也困于青春的迷茫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得他们对自我产生迷惑和怀疑，把鲨鱼放生海洋则是对自己想要突破困境的一种心理寄托。另外，南方的雪象征着不易获得的美好生活作为佩佩理想的化身，无论是想去日本看雪，还是在邮轮上许下希望香港下雪的生日愿望，她对于雪的执念，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追寻。自己生日愿望的实现无疑是佩佩超我意义上成人礼的妥协，同样也是自己多重身份的自我和解。无论是放生鲨鱼到海里还是在香港看到罕见的雪，这些都是一种理想化的处理方式，在这浪漫的氛围中佩佩选择与自己和解，最终也有勇气面对青春的迷茫。

结语

电影《过春天》作为导演的处女作，把目光投向了“单非家庭”和“深港水客”这一很少被人触及的题材，引起了人们的更多关注，其背后的现象也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反思。以青少年为主角的电影近年来越来越多，这些电影更多地表现了青年人的心理。青春期作为一个敏感的时期，处于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感到困惑和迷茫，由于青年人的边缘特性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冲动，对自我或者外部世界造成危险和伤害。因此，青春电影对于青年人生活、文化、心理的表现理应引起大众的关注，引发全社会对于青年群体的关照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