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电影《末代皇帝》区别于探讨电影中西悲剧异同或是单一以东西方悲剧概念为尺度的电影化表达，它的创作中对中西方悲剧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和体会，是难得的融合之作。本文从影片的叙事策略和意蕴传达两方面入手，探讨电影中西悲剧思想融合下的悲剧表达。

一、中国悲剧叙事策略的借鉴

《末代皇帝》是以中国历史人物溥仪为主角的传记电影，影片取景于故宫，四方整齐的建筑构图、讲究的宫廷服饰色彩运用，符合年代背景的道具配饰都试图通过镜头语言向观众传达电影的“中国味”。这些细节的传递是锦上添花的辅饰，影片浓厚的“中国味”真正体现在对中国悲剧的叙事策略的借鉴。

（一）悲剧题材的琐屑

明代曲论家祁彪佳曾认为中国悲剧传统往往在平易琐碎中见出精神，“故古本未必直写苦境，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中国悲剧常常无意去描摹惊天动地的伟业，超凡入圣的心理。而常于把宏伟转化为小切口，“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悲剧源于戏曲戏剧，因而在中国戏曲中，无论表现帝王的治国之事还是寻常烦恼，都离不开从普通人尚可理解的个人情感出发。《汉宫秋》中的元帝对于为维护国家稳定的昭君出塞事件，并没有表现出识政治军事意义之大体的兴奋之情，而是以情人之姿为一己私情悲恸，从帝王之尊回归到了世俗之品。《梧桐雨》中的明皇在解决了马嵬坡事件后，并没有以政治谋略者之胸怀感怀基业尚在，而是如困于小情小爱的情痴般大发“只恐仓皇误了卿”的悔恨。而在电影中这一题材的琐屑也更是鲜明，《芙蓉镇》将一段政治动乱历程融入江西偏远县城芙蓉镇的一个米豆腐摊贩胡玉音的身上，从她个人的心理情感的起伏和人生际遇的经历来反思动乱时代对人心的摧残，从琐屑平凡中见出悲剧感。

电影《末代皇帝》也不例外，影片将时代背景定格在动荡时期的中国，历经晚清、民国到新中国三个时期，期间充斥着纷争与战乱，但影片在叙事上区别于西方电影对乱世纷争场面的大规模铺陈以及复杂的各方社会势力争斗的流血大场面表现，而是透过充满时代悲剧感的人物的个人历程来呈现中国晚清的命运和时代变革的阵痛。

溥仪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幼年时期确信宦官所言，相信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一国之君，拥有世人的生杀大权，他被老臣庇佑在紫禁城皇宫中，既隔绝了乱世的纷争，也剥夺了人生的自由。青少年时期，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却又贪恋权势，意图复辟重获帝王之尊，可时代的不可逆与日本的野心终使他的希望成为一场幻象。他的悲凉、屈辱和愤懑既是个人命运的悲剧也成了战乱压迫中的民族悲剧的缩影。中年时期的溥仪作为战犯，从入狱前自杀未遂的绝望到观看影像记录了解罪行的醒悟，再到狱中主动改造的反省，完成了自身由表及里的精神思想的变革，也侧面暗示了正确的时代给予个人的转变力量。

这个从唯我独尊的晚清皇帝、自我怀疑的日伪傀儡到新中国的战犯和公民，他的身份转变对照了时代的变革，以人物之小窥见时代之大，符合中国悲剧的叙事策略。或许将一个时代的纷争倾轧归结于一人身上有失偏颇，但溥仪无疑是西方窥探中国历史的一面镜子，神秘而又承载着历史。电影从时间长流中截取中国最动乱的时代，从纷纭万象中，撷取最具有象征性的历史人质——末代皇帝，作为辐集思想、浓缩悲剧情感的焦点，以小见大，从琐屑见出精神，从苦境体味苦情。

（二）悲剧结局的圆满

中国悲剧源于戏剧戏曲，无论是《窦娥冤》中窦父为官平冤昭雪，《浣纱记》中吴王夫差终拾报应，还是《娇红记》中申、娇二人鸳鸯显灵，《清忠谱》中周顺昌死后封仙官，都是在情感及精神上给予观众慰藉和平衡，达到了叙事结局的圆满。电影也更是如此，影片《活着》跨越多个历史时期，主人公福贵丧父丧子的悲剧人生命运随波逐流于历史的引线中，却仍释然于命运的无措，并以坦然面对生活的悲欢离合为终，电影绵延伤感情绪的同时，仍给予了颇为圆满的温和结局。电影《金陵十三钗》以南京大屠杀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十三个金陵风尘女子为躲避战争来到教堂，并在教堂为保护女学生而走出教堂做出牺牲的故事。影片结尾神父顺利保护女学生们离开教堂，逃离南京，给充满悲剧性的金陵十三钗们一个死得其所的圆满性结局，完成了救赎的表达，符合叙事结局的圆满。

电影《末代皇帝》导演贝托鲁奇更是深谙中式悲剧的表达，影片以中国历史的史实为据，即溥仪最后以新中国公民身份安度晚年，但剧作在叙事中也对于溥仪人生历程的心境的自我和解加以表现，达到了观者在电影中感受到的史实与精神上的圆满统一。影片结尾溥仪成为新中国特赦公民，工作于北京植物园，溥仪的环境色彩也从昏黄色的皇宫、灰绿色的监狱变成了鲜绿色的植物园，绿色代表着希望与重生，暗示这个在时代洪流冲击下的历史人质终于结束了前半生的困苦与磨难，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拥有了新的生活。当他重回曾囚禁他半辈子的皇宫，取回放在龙椅后的蝈蝈儿笼，曾经鲜绿色的小蝈蝈是溥仪渺小的希望，更是溥仪自身的缩影，如今从笼中放出蝈蝈，解放了他前半生的不幸，他将蝈蝈笼交给了代表新中国的幼童的杂耍蒙太奇的使用，是导演给予他内心情感变化的关照，从前半生被动的身份认知到主动接受身份的转变，和解了内心的不甘。这是典型的中式悲剧的收尾，它区别于西方悲剧冲突完成时“不团圆”结尾，相反把中国民族含蓄、蕴藉、知足的心理模式以及温柔敦厚的美学观尽情发挥，以喜化悲的给予溥仪命运自由的晚年，将无法言说的深刻沉痛和内心隐痛以“杀人不见血”的方式化入历史沧桑之间，把西方悲剧戛然而止的冲突爆发后久久不能平静的思绪，当场给予净化、规范化和境界化，使有尽之言传无尽之意。

二、西方悲剧的意蕴传达

（一）悲剧意蕴核心之命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由人的行为引发并以“怜悯”和“恐惧”的情绪使人得到净化，他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俄狄浦斯王》来印证自己的观点，悲剧的主角并非穷凶极恶的坏人，他挣扎于厄运是因为犯了过失而非做了坏事，以至于过失行为产生了他自己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以逃脱命运为初衷进行一系列选择，却终将在这些选择的漩涡中掉入命运的“陷阱”，说明了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

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作为清末之帝，他是失去自由的，也是被历史绑架的，在溥仪的身上既有不同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利害关系的悲剧冲突，又有个人意愿与时代潮流敌对的性格悲剧冲突，他一心复辟帝制，维持皇权，却又不得不顺应时代势头，借助日本势力精神上背离祖宗的传统。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构成了溥仪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与悲剧色彩，而冲突只是悲剧前景的展现，隐藏在前景之后的主人公所不能支配的必然性的命运才是构成悲剧本质与核心的关键。溥仪作为晚清的最后一位皇帝，他的命运从来就是权力使舵的工具，无力自主支配，幼年被送入宫门成为一朝天子，后被废帝成为只是皇宫的天子，再到赶出宫门成为日伪对华侵占的傀儡以及日军溃败成为新中国的战犯，他的一生是在不由己定的被动中度过，充满了命运悲剧感。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门”的意象表达更是将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深刻渗透其中，无论是奶娘被迫出宫、亲生母亲在城外自杀的“开门”，还是被起义军赶出宫、日军送走婉容的“关门”，门的一开一关之间成为一种卡夫卡式的禁闭隐喻，它不仅隐喻了晚清的中国被时代摈弃的命运，也隐喻了溥仪一生没有自由的禁锢命运。

（二）悲剧意蕴传达之净化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以悲悯情绪使人得到净化，而黑格尔则认为悲剧虽以个人消亡为终，但保有了长存理想，因而结局虽看似痛苦却仍是“调和”和“永恒正义”的胜利，据此，悲剧更甚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恐惧与怜悯，而是愉快与振奋。西方悲剧以一种尖锐直接的“不团圆主义”的程式，来冲击人们的心灵，使人得到净化。人们在悲剧中洞见主人公的无奈与不幸，感染其身上的坚毅的品质，这种怜悯感同身受为自怜，这种自怜达到某种程度道德教化的目的，便是净化。

《末代皇帝》溥仪被囚禁的一生既是时代和命运的悲剧，也是性格悲剧，而个人性格的悲剧在某种程度和某个时期也是反映了民族性格的悲剧，由此及彼地看到乱世时期中国思想的禁锢和民族的积弱。弱国无权和受压迫的命运成为中国人民用血泪学会的道理和接受的教训，国家的自强自救是面对一切强权的最威严最有力的武器，这种对溥仪的怜悯到观者对自身国家和民族的反思便是悲剧的深刻性，它在一定程度上振奋了被封建制度与他国侵略压迫下的民族意识，启发了民智并激发了民族对悲剧命运不屈服的抗争精神，从民族积弱的自我粉饰到从悲剧中直面问题的觉醒精神，体现了悲剧的净化之意。从这个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悲剧人物溥仪的个人历程辐射民族从黑暗蒙昧到光明清醒的变革进化之路，不仅借溥仪这个悲剧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典型意义体现出了社会矛盾与个人力量、民族心理交错牵连的复杂性，更是借溥仪命运波折的苦难与悲剧性引起人们对悲剧现实的注意，警醒人们对国家和民族自强的坚定与抗争。

三、结语

西方悲剧注重命运与冲突，中国悲剧以意境为旨归，而电影《末代皇帝》的中西悲剧论的结合，既表达了溥仪不可调和之个人与时代之矛盾，又将溥仪人生命运压缩、积淀和升华成了一种历史见证人的角色，再于一定距离的审美关照中细细品味而不行动，指点往事启迪来者，以一种洞观生命本质、参透沉浮禅机的心灵净化和平静人生状态面对余生。

注释：

①谢柏梁.中国悲剧美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309-311.

②谢柏梁.中国悲剧美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274-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