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和

(首都师范大学燕都学院，北京 100048)

一、五连冠的荣光与中国女排电影的仪式叙事

仪式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研究主题之一。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象征形式融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在当今社会中，定期举办的体育比赛也是模式化仪式之一，具备了互动仪式链理论提出的群体聚集、交流互动、有节奏的反馈等要素。体育题材电影也大多有重复性、渐增性、可预测性、怀旧性、象征性等文化特征。然而，有关体育题材电影中仪式叙事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而这些文化特征在中国女排电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仪式在女排电影中不仅是特定时期文化的影像呈现，也担负着电影叙事和文化表征功能，表征着女排电影的意义再生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女排奇迹般地获得“五连冠”，女排精神也作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被报告文学、纪录片、电视剧、电影等一系列媒介重复建构。这种互动仪式通过可见的互动情境和数个历史人物的个体际遇塑造了一场家国神话，也成就了女排电影不变的叙事主题，《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夺冠》和2020年上映的《夺冠》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夺冠”作为自己的电影标题。电影《沙鸥》虽然以女主人公沙鸥的名字为题，但其英文题名为“The drive to win.”(直译为“胜利的动力”)。几代女排队员的奥运征程被放置在颁奖仪式上升国旗、奏国歌的高光时刻的时间段落当中。从女排的风采来表现民族强大、国家崛起的历程，观赏女排电影成为一种仪式或集体庆典。电影中的“五连冠”，不仅是重现的集体记忆，更是“女排精神”的群体体验的再生产。

女排电影围绕着国家本位、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相结合的叙事途径，将政治文化符号以直接可见的方式改编进电影文本；片中人物崇尚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与理想主义，并始终围绕着理想付出行动，甚至有可能这些行动是象征性的，而非日常化的；人物塑造上以承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内涵的人民英雄为主，最终在银幕上呈现“夺冠”这一仪式性的情节和场景。沙茨认为，电影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的文化仪式功能，即电影有能力使自身成为一种文化仪式：“一种神话结构只有被吸收到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去，才能被文化团体中的成员所认识，并对他们有意义。”银幕上的“五连冠”是一个延续不断的历史文化主题，成为国家民族想象的集中投射，成为民族寓言式的故事源泉。

本文将以夺冠为主题的女排电影作为讨论的对象，在仪式理论的框架中探讨女排电影的审美特征、创作倾向、仪式诉求，在此基础上探寻女排电影叙事嬗变的轨迹和动因；探讨女排电影的创作者如何借文本书写中国的现代化影像，并以影像构建的“国家的仪式”对建立集体记忆的作用，以及如何运用丰富的银幕再现不断传播主流价值观；并尝试探讨女排电影在反映 “五连冠”之余构成的国家民族认同的现实意义。

二、镜像仪式——集体记忆的影像展现

(一)原版体育比赛资料的镜像

“仪式中，大到框架的建构、关系的定位、场景的构建，小到符号的选用、动作的展示都源自模拟”，仪式的模拟最直观的是场景化，“叙述故事的实况，对话和场面的纪录，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大致相等”。这一特点在许多体育题材电影中都非常明显，即大量采用模仿比赛的影像，甚至是原版比赛转播画面。当这些比赛场景被编织到叙事文本之中，意味着叙事的短暂停顿，观众有片刻仅仅沉浸于仪式的狂欢。仪式的狂欢也来源于体育竞赛本身，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是一个周期性进行庆典的神圣国家时间。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比赛现场满目的红色弥漫着节日的氛围。《夺冠》电影中，比赛的解说员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与日本、美国的比赛，从来不是一场比赛这么简单。”女排的比赛作为一个节日，和中国民族国家的起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跟“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愿望连接在了一起。

《夺冠》中中国女排的三场比赛，都邀请了外国排球运动员专门重新拍摄了排球比赛的镜头，片中观众在国内收看电视转播时，却看的是当年比赛的转播镜头。电影中中国女排跟巴西比赛时，甚至连场外观众的镜头都有部分来自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实况转播。两部《夺冠》为了表现真实，特别请著名解说员宋世雄做解说。《沙鸥》中，女排运动员晚上一起学习，电视里播放的也是20世纪80年代乒乓球、排球比赛的真实录像。现实比赛的录像成为连接女排与比赛观众、电影观众的载体。

(二)现实女排队员和教练的镜像

女排电影利用瞬间的、感官的历史人物影像的叠加出场重塑着观众的记忆与经验，制造出一种符合观众欣赏趣味的历史拟像叙事。陈可辛导演表示，在看女排拍摄的时候，他自己都会有一种在看纪录片的感觉。不同时期的女排电影，故事情节到人物形象再到历史遭遇总是显现出了极度相似的特质。

女排电影在集体记忆建构中主要有两个作用：再现记忆和创造记忆。在女排精神的集体记忆中，郎平是“具象”。一个以拼搏精神成长起来的铁榔头主攻手变成了著名教练。巩俐的“形似-神似”的演绎将郎平的形象进行了再创造，她为当代年轻观众对英雄的崇拜创造了一个新的偶像和想象，对“夺冠英雄”这一人物符号进行了很好的理解、使用，继而创造。除了郎平之外，也有其他广大球迷很熟悉的女排队员如朱婷、丁霞、魏秋月等，这些历史人物本人的参演加剧了电影中人物符号的产生、维系、修正等转变过程。《夺冠》中的郎平，陈忠和等人物体现了现实中中国女排的团结合作、拼搏向上、坚忍不拔、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被映射为女排精神的符码。仪式的循环互动过程中，人们分享着共同的情感体验。正是这种群体体验，将符号与神圣的国旗、国歌联系在一起，使人们的家国情怀得以升腾。

《沙鸥》中，中国队决赛输给了日本队，沙鸥悲恸不已，回国船上将银牌扔到了大海里。这一行为跟女排教练袁伟民有相似之处。袁伟民在担任女排教练之前，曾是中国男排国家队队员，在捷克世锦赛上荣获“最佳全面运动员奖”，但袁伟民却在获得荣誉后将奖杯砸碎，因为中国男排甚至未进八强，他作为男排一员，不愿意独享荣誉。电影将人物仿像和场景重现，联构表征的历史事件重塑。

电影在集体记忆的形成和民族族群凝聚中有可能起到关键作用。不同于纪录片单纯的历史记录，女排电影用场景化镜像重现历史比赛的原貌，对现实中的女排人物进行特定符号化生产，突出了具有历史标志性的体育事件，并使其被建构为新时期的集体记忆。女排电影以一种隐秘而成功的镜像化的视听成功地确立英雄形象的镜像化重塑，为观众打造了一个现实的镜像仪式时空。观众对“五连冠”这一历史事件的崇拜，被女排电影提供的移情想象空间唤醒，在镜像仪式中完成了对历史社会现象现代化的表述。

三、符号化叙事仪式——国族符号的传播

符号化也是女排电影的突出表现之一。它抓住了曾经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五连冠”的国人的需求，利用观众的集体记忆、社会怀旧心理来建构神话。物品、场景或活动都带有时代的印记，这些具体的日常符号，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所特有的，符号唤醒观众对于那个年代的追思，符号成为族群身份认同和个体意识的载体。

(一)标语的符号

视觉影像符号成为女排精神的一种载体，在女排电影中，最常见的可见符号就是各种标语，创作者大量使用符合具有时代特征的符号并加入叙事，强化了电影的叙事效果和叙事深度。以隐喻和象征的方式呼应着电影的主题，往往具有超出自身词义的深层文化意义。《排球之花》片末，历经磨难的老教练终于回到了他阔别已久的体育馆，女排队员们齐刷刷地对老教练举起了手——手掌心贴着纸条“为国争光”“勇攀高峰”。这些悬挂在训练场边红绸上的标语，写在了队员们的手上，也写在了她们心里。

在《夺冠》中，也有大量的口号和标语出现：彭昱畅饰演的陈忠和第一次进入漳州女排基地，进门的门岗上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一进体育馆，他就被女排队员们扔出的排球砸到了头，他下意识地抬头一看，镜头直对着馆内国旗下方正中间的“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女排队员们跑步时，镜头扫过馆外“团结 拼搏 敬业 奉献”；陈忠和一个人在女排基地角落练习单手发球，背面的墙上贴着“团结 紧张 严肃 活泼”；女排跟江苏男排打友谊赛的时候，会场标语是“球场当战场，排球做钢枪”；真实的中国女排基地里，同样悬挂着类似的标语：“同心同德开创体育工作新局面”“全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在女排训练馆里悬挂着一个巨大的世界地图，其中中国地图又以等比例大覆盖在上面，上面写着“破釜沉舟迎奥运 气贯长虹战赛场 祖国在我心中”。女排电影以特定的艺术符号呈现出了仪式的空间秩序，填补了观众记忆中的拼图，紧紧抓住了时代特征，将“五连冠”时空中的影像语言借助视觉化的符号编码。

(二)场地的符号

奥运主赛场是4年一次的生命循环。作为仪式举行场所的主赛场，高耸于主赛场中心的旗杆则赋予了主赛场一种神圣性。因此，旗杆作为一种“显圣物”，是将无序的世俗空间标识转化为有序的神圣空间的标志物。围绕着旗杆这一“显圣物”景观，在日常空间中开辟出了一个神圣而有序的仪式空间。《排球之花》的开头和结尾用这个“显圣物”首尾呼应：开场是全国青年女子排球赛的比赛现场，女排队员们在场上比赛；结尾是世界青年女子排球赛，中国队对日本队，在观众的欢呼声中，老教练的手高高地举了起来，中国队获得了胜利，教练和队员们站上了领奖台。

女排队员在体育馆中训练的场景也是一个固定化的仪式，《夺冠》中陈忠和隔着铁丝网看女排队员们训练；《沙鸥》中队医也是隔着铁丝网看女排队员们接球。不管是《夺冠》，还是《沙鸥》《排球之花》，他们无一例外采用了“教练面无表情地向女排队员扔球，让女排队员在地面上翻滚接球”的叙事段落，教练都是说：“你们不是身体不行，就是意志垮了！”“没完成多少个好球就不能停！”“我们的条件不行，就是靠意志！”年轻气盛的队员会因为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训练而跟教练发生激烈的冲突，说教练是“母老虎”“法西斯”。或是全体队员在平时训练的体育场外一起接受各种体能训练的叙事场景。比赛时，运动馆的助威是场地在特定时间最独特的外在形式，排山倒海的气势、歇斯底里的呼喊、胜利后的庆祝和欢呼，都是排球比赛时场馆内特有的带有排球印记的场域仪式。

(三)象征的符号

仪式中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是象征。仪式通过一些象征符号，模拟并指涉相关的对象，对象常常与要解决的问题相关联。仪式性的镜头常常是电影中高潮性的镜头，是最有感染力的。在《夺冠》中，有这样一幕场景：中国女排第一次获得世界杯冠军之后，无数群众举着国旗，打着“中国女排行，中国一定行”的标语上街欢呼，高兴地把锣都敲破了，开始敲打脸盆。陈可辛导演在拍摄结束后佩服地说：“看到观众看中国女排比赛夺冠时的那种狂热，都不由得战栗，这种狂热远远超出了排球，甚至超出了体育本身的”。女排五连冠的象征就是国歌和国旗，通过国家象征物的媒介再现并建构对国家的忠诚感。女排电影以特定的艺术符号呈现出了仪式的空间秩序，紧紧抓住了赛场中传达出的主旋律，将“五连冠”时空中的影像语言借助视觉化的符号编码；同时，女排电影在传播体育文化之余，也折射出了在那特殊时期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女排精神的激励下，观众的意识形态被积极昂扬的斗志主导，并且重复建构着集体记忆。

女排队员的队服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让其与其他人区分开的标记，《沙鸥》中，正是沙鸥在跟其他队员一起量体准备裁衣做出国比赛新队服的时候，发现自己没有在国家队的正式出战名单上，愤而出走；在她退役后，她默默收拾行李离开国家队，叠衣服时也要将队服胸前大大的“中国”两字露在最外面。《夺冠》中，刚来到女排训练场地的陈忠和始终认为自己是短期借调来国家队的，所以一直没有穿上那身印有“中国”的队服，而是穿印着“福建”的队服；直到他真心认同自己也是国家队的一分子之后，才心甘情愿地穿上了那身队服。

《沙鸥》中，沙鸥一直在积极备战中国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日夜训练，在第一次得知自己因为身体原因可能再也上不了场时，面对教练、队友、队医、母亲等众人的劝说，她斩钉截铁地说：“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打这场球！”在备战时，所有的女排队员一起看中国乒乓球队已经获得世界冠军的宣传片，女排队员们激动地说，“谁不想拿冠军，就不是好运动员！”沙鸥在自己的赛场失利之后，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到圆明园的废墟中，在代表了中国受压迫和苦难的断壁残垣旁，随着树叶吹动的沙沙声，排球比赛时观众的欢呼声又出现在她耳畔，而且越来越大。沙鸥的母亲虽然对沙鸥坚持打排球不太支持，甚至到训练基地请求教练，不要再让沙鸥参加训练。但是在给沙鸥准备礼物的时候，仍然亲手给沙鸥缝了一个风扇套，图案是排球跃过球网。这些比赛场外的日常表述和交流同样解释着夺冠这一时代神话的象征意义。电影巧妙和隐秘地打造了一个富有20世纪80年代气息的影像时空，经由“真实—影像—拟像”的符号系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仪式空间，观众对女排运动和夺冠的想象得到了合理化的语境保障。重复再现节日庆典景观，让所有人都成为仪式的参与者，构建这种万人空巷的观看仪式场景。共同的呐喊和助威，创造了相同的集体记忆，激活了观众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认同感。

四、女排电影能为现在的我们带来什么

约翰·费斯克曾说，体育“是一个仪式化的行为”，特奥多·阿多诺也曾说过，体育不是游戏，而是仪式。女排电影将观众们带入了一个共同参与、体验、建构的“仪式”中，观众在这场“仪式”中产生了一种虚拟的互动与交往，从而建构起共同的集体记忆，让大家对那个特殊时代的热情重新点燃。

这些女排电影，通过蒙太奇话语形塑的叙事仪式系统还原历史的原貌，重温那些具有历史标志性的体育事件，运用这种叙事仪式进行自我言说、自我营销与自我传播，建构国家形象，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转化为国家想象话语生产的权威意义的内在动力。对中国来说，女排不仅是体育题材电影，它是“国家与民族性影像”，具有浓厚的国家、民族性特征，它写中国，写集体的记忆，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的变迁，电影中文化符号的不断重现，不仅增强了观众的族群认同感，还强化了中国体育文化的代际延续，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是构建族群想象共同体的工具。女排电影立足于镜像仪式和文化符号来表现中国女排的历史，不吝于用宏大史诗塑造民族呐喊和英雄群像，颂扬进取精神，最后终于汇成了中国女排——无与伦比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