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徐訏作为小说家、诗人，素有“文坛鬼才”之美誉，1937 年的长篇小说《风萧萧》，使这一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徐訏年”。随着他旅居香港，他在中国文坛上近乎销声匿迹。近二十几年，徐訏研究热又再度兴起，徐訏又得以回到主流视野。诚如常青田所言：“这又一次重新对徐訏的关注和研究绝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对他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几个方面，可是，多才多艺的徐訏在创作上是‘诗、文、剧三绝’的全才作家。作为剧作家的徐訏，其剧作也是‘向以布局之新颖，设想之奇巧，对话之漂亮，文字之美丽，为读者所推崇。’”徐訏的四幕剧作《生与死》刊于1939 年，剧作错综复杂，充分体现了徐訏高超的戏剧创作技巧，此剧亦产生于徐訏剧作的高产时期，可称得上其代表作。

《生与死》创作的时代适逢民国时期“黄金十年”结束伊始，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东部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国民政府重建乏力、解放战争爆发和战后滥发货币的恶性通胀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黄金十年”所有建设成果消失殆尽，人民生活环境混乱不堪。剧本设置了四个家庭：环龙银行经理陈伯伟和其子素龙、素骐的家庭，环龙银行职员张企斋和其女张美度的家庭，张企斋之友人沈肯堂和其子沈守白的家庭，张企斋之未亡妻子和其子张剑晓、其女张剑平的家庭。刘欣曾表示：“徐訏相当一部分剧作都是对‘爱’这种永恒的人性的图解。他把‘爱’的理想的构建和失落寓于故事和人物之中，通过故事的起承转合和人物的悲欢离合，来表达他‘爱’的哲学理念，从而使这部分剧作在整体上表现出哲理化的风格。”该剧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爱”，有张企斋出于由于自己堕落导致妻子和一双儿女“命丧大海”的悔恨之爱，有纨绔子弟陈素龙强烈追求却得不到张美度的野蛮霸道之爱，有美度和徐宁情投意合之爱等等。剧作所设置的四个家庭，有着不同的经济状况和不同的家庭内部关系，如陈家有钱无爱，张企斋和沈肯堂家有爱无钱，张母家无钱也无爱。徐訏将四个家庭巧妙地串联在了一起，构成了一出精妙的时代悲剧。剧作“爱”的主题，引发并串连了各种悲剧——生活悲剧、爱之悲剧、命运悲剧。而综观整出剧作，这时代悲剧的缩影则非美度莫属。美度作为一个悲剧缩影，又像一个悲剧的辐射中心，以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为原点，不断向周围的人辐射出悲惨与哀愁。剧作亦充分印证了美度作为这一中心点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一、生活悲剧的原点

《生与死》一剧，是时代生活悲剧的交织，剧情概括如下：张企斋自留学归来，自甘堕落，导致妻子和一双儿女“命丧大海”，生活陷入灰暗，于是将其生活全部的重心都放在了美度身上，但日子并未越过越好，反而因自己触怒了上司丢了工作，又沉迷赌博，故又陷入生活的泥淖，不得不为了安抚美度编造自己找到新工作的谎言。美度试图努力、认真、积极、向上地生活，想让自己家的光景越来越好，甚至精心为父亲布置了一场带有惊喜性质的“欢庆宴”，但沈肯堂的“闯入”和不合时宜的一番话让这场“欢庆宴”彻底变了味，美度对新生活的憧憬和向往被击碎，痛苦重新蔓延。素龙因爱美度却得不到美度的爱，原本就属纨绔子弟的他变得更加霸道，情感更加畸形，甚至雇凶枪杀情敌徐宁，最终难逃法网。而张母一家，自从与张企斋、美度失联后，生活变得一团糟，张母把所有的不满、愤怒与失望全部倾注在了对剑晓、剑平的爱上，剑晓为了生计甘当杀手，却没想到杀死了自己亲妹妹的亲密友人。

在整剧这出生活的大悲剧中，美度毫无疑问地处于这么一种地位：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都与美度不无相关，美度如一个中心点，在不停地向周围辐射出生活的悲剧事件。徐訏似乎在《生与死》中早有这么一种预设，即把全剧的生活悲剧之中心人物设置为美度。从通览全剧的角度来看，生活悲剧的原点，似乎除了美度，没有别人更加适合。徐訏是充满幻想气息的浪漫主义剧作者，此剧戏剧冲突强烈，情节发展不断变化，这都跟丰满的人物塑造息息相关。其相关剧情，虽然建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一定现实的基础，但也不乏超出现实范畴的、浪漫的、略带荒诞的大胆想象。剧中的美度，就是徐訏在剧中塑造的诸多的丰满人物形象中的最理想形象，他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想和对于美好爱情的幻想都注入了美度的形象之中，但同时又给她蒙上了时代悲剧的色彩，而这种时代悲剧色彩，则靠的就是超越现实的想象描绘。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如果美度的形象不具有这些悲剧色彩，那么整部剧就失去了最主要的冲突，也失去了对现实的讽喻，将会沦为平庸之作。

二、爱之悲剧的中心

《生与死》中的爱之悲剧有三：爱情悲剧、亲情悲剧、友情悲剧。爱情悲剧直接与美度有关，有美度和徐宁的相爱、素龙对美度的畸形之爱。美度和徐宁志同道合，相亲相爱，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是极难得的自由恋爱，既没有家长封建式的阻碍，也没有因战乱而分离，但徐宁最后仍然因素骐被误杀而受诬陷入狱。素龙对美度的畸形之爱则是前面悲剧的催化剂，素龙要“铲除”徐宁这个情敌，于是雇凶杀人，苦于没有钱，便去要挟其后母洪阑，利用手里掌握其出轨的证据，要求其出钱雇凶。洪阑和其情夫刘百槐自然不是什么善茬，更雇凶想除去素龙。如果一切如预设，素龙、徐宁便是悲剧的牺牲品，但被杀的是素骐，被诬陷的是徐宁，剧情的走向变得难以预料，更加混乱、更加悲情。仔细审度，美度俨然是这场爱情悲剧的中心：其一，素龙对美度的单恋或曰畸形之恋，使美度被动地成为这出悲剧的起始点；其二，美度拒绝素龙的求爱，美度之父张企斋拒绝素龙之父陈伯伟的提亲，素龙和陈伯伟的愤怒继而让美度成为这出悲剧的焦点；其三，素骐的死亡和徐宁的入狱，更将美度推向整出悲剧的中心点。全剧所涉及的与亲情有关的悲剧，也都与美度不无干系。张企斋与美度的父女之情掺带了大量的张企斋对其妻和一双子女的悔过之悲情。在剧作中，美度与张企斋的这段亲情大抵是萦绕着悲凉气息的，美度是张企斋的唯一寄托和希望，因此张企斋就算丢了工作，也要拒绝陈伯伟给其子素龙的提亲，然而残酷现实将其逼迫到了理智的尽头，赌博让其再一次沉沦，悲剧意味尽显。素龙与素骐这对同父异母的兄弟，竟也因为素骐与美度作为好朋友走得近而遭素龙的嘲讽、憎恨，兄弟之情既无其表，亦无其实。因守白与剑平相恋的缘故，美度得以找到失散的母亲和兄妹，但很快其兄就因误杀素骐和对这个社会的失望、鄙夷和反抗要求自首，徐宁尚在狱中，刚团聚的家庭又要崩离。在徐訏营造的《生与死》的亲情网中，美度必然也不得不处于中心的位置：其一，美度身上承载着亲人的爱与期望，作为一个纯、真、善且坚强的女孩，她必然要把强加在她身上的痛苦和不公承受下来，加以分解和消融；其二，作为全剧人物形象刻画最为丰满的人物，需要美度作为一个中心点，以主人公的姿态，去承担形式上或曰表面上的亲情悲剧之痛。

再看友情悲剧。素骐与李仲梅这对情侣，沈守白与剑平这对情侣，都是与美度关系十分密切的。素骐与美度是要好的同学、朋友，所以遭素龙嫉妒、憎恨；守白也是美度的同学、好友，虽看似守白与剑平的悲剧与美度无关，但守白的被捕入狱令其父四处奔走筹钱，也令剑晓为了钱动了作为雇佣杀手的心念。在友情悲剧中，素骐成为直接受害人，讽刺的是，该死的人并不是他，更令人扼腕的是，凶手居然是美度的亲哥哥。守白和剑平悲剧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度兄妹三人和张企斋、张母的悲剧。在友情悲剧的结局处理方式上，徐訏选择了让直接行凶者——剑晓自首，实际上也就是将美度推上友情悲剧的承担者位置——最受伤的不是失去爱人的李仲梅，也不是守白与剑平（至少剑平还与守白重逢），而是美度。美度好不容易与生母和兄妹重逢，但兄长却是杀害好友的凶手，刚团聚的一家很快将会崩析。

徐訏曾留学法国，后短暂在上海停留后便长期居于香港，对于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及西方宗教都有过近于固执的执念。尽管生于动荡的年代，经历了许多生活上的痛楚，他的内心始终充满了“爱”，始终如一地追寻着爱与梦想，并常常把这种爱带到其作品中，在创作中构建充满爱与梦想的传奇世界。显而易见的是，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他（或曰大部分现代作家）并不那么友好，《生与死》作为其创作顶峰时期的剧作，便是现实生活在作品中的映射，充满了挑战现实、超越现实的浪漫主义精神。美度这个人物形象作为徐訏精心设计和刻画的主角，其身上超越常规思维的离奇幻想是必然存在的，即便《生与死》这部作品极为贴近彼时的现实，也必须承担徐訏对戏剧中人物塑造的匠心独具的艺术探索，成为爱之悲剧的中心，便理所当然了。

三、命运悲剧的终点

《生与死》中设置的几个家庭，各自有各自的命运，譬如陈伯伟家——素龙因谋杀被抓，素骐被误杀，洪阑之外遇必然会暴露，这个家庭事实上已经分崩离析了；沈守白被赎出并与剑平重逢，沈肯堂一家似乎恢复平静，但因革命入狱的守白之后是否还能令一家如此平静谁也不能保证；张企斋一家与张母一家重新相认，但这种重新相认是伴随着剑晓杀人而来的，甚至还没来得及阖家团圆剑晓便被捕，张母是否愿意与张企斋相认，亦无法确定。徐訏在剧作中留下了许多可能性。美度自然也是剧作中命运悲剧的终点，最重要的原因，除了作者对美度形象近乎固执的偏爱外，时代悲剧也只有将美度作为具体的代言人，才能真正展示给读者或受众。美度的人生轨迹实际上就是时代悲剧的主线，命运悲剧以及前面提到的爱之悲剧、亲情悲剧，必须通过美度这条主线来进行和体现，并最终在美度身上汇聚成终点。原因有三：其一，陈伯伟家庭崩析，最初是因素龙追求美度失败，陈伯伟向张企斋提亲失败，素龙开始进一步释放其顽劣不堪的本性，敲诈要挟有外遇的后母，雇凶杀人，这是陈家命运悲剧的开始，也导致了张企斋家开始陷入悲剧泥淖，美度是命运悲剧的“始发点”；其二，在三个家庭的命运悲剧中，只有美度这个角色才能够将其真正串连起来，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法将剧作的命运悲剧乃至整部剧作串连起来，虽然沈肯堂家的命运悲剧看似与美度无关，但是从深层次来看，正是守白和剑平都缺乏美度那样敢于直面生活的勇气，才会导致命运悲剧；其三，美度的形象是现实性、时代性和悲剧性的综合体，徐訏在本剧的其他任何一个人物身上都没有勾画出这样的综合形象——剑晓若算一个以大爱对抗时代悲剧的人物的话，那么他出现得太晚，离开得太早——况且剑晓也是根据此剧剧情需要设置的另一个“关键人物”，这种综合体必须照应全剧，因此将美度作为命运的最终点，合情、合理。

韩会敏曾表示：“徐訏的戏剧作品继承中国传统戏剧中对于传奇性因素的追求，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场面的紧张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物关系常显巧合，匠心独运的安排，使作品寄情于奇，因奇而美，扣人心弦。”因此，剧作必须有一个作为这种充满“传奇性”剧作情节的“串联人”存在，一切的意外、巧合，都要体现在“串联人”的身上。因此，徐訏在甫一创作时，就已将美度这个角色设定为“串联人”，所以时代悲剧的缩影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于美度身上。因而，戏剧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以及由冲突造成的诸如生活、爱、命运的喜剧、悲剧，也是一种必然，时代拉得越长，这种喜剧、悲剧的广度就越大，当时代不断改变的时候，喜剧和悲剧也可能不断转换。美度作为剧作中时代悲剧的缩影，实际上也是徐訏作为一名浪漫主义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内心映射。本文由文本入手，仅以生活、爱、命运为切入点，对美度形象进行平面浅析，但作为徐訏戏剧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和代表，美度形象还有待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