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一

随着西方安全研究的转向和边境地区的总体转型，西方边境安全的治理对象主要针对的是“隐蔽行为体”，且逐步远离传统的政治或军事对峙。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呈现了总体性的保守主义倾向。全球化时代对于去掉边境的呐喊声逐渐消散，主权国家试图通过重新掌握边境来重塑其政治权力。但是，西方社会的现存治理手段存在问题，即试图用过于机械和僵硬的再边境化手段去消弭边境线上如毛细血管般存在的潜在威胁，这反而造成了事实上的边境安全困境。因此，本文在整理并反思以美欧为主的西方国家或地区现有边境安全治理问题的基础上，尝试指出可能的边境安全治理路径，以缓解因再边境化而引起的不安状态。

西方边境安全研究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和平运动、后实证主义运动和学术共同体的快速发展，安全研究的范围得以扩展。国家安全、核威慑、军事安全和安全困境等依旧重要，但不再是安全研究的唯一议题。国家不能成为构成安全理论的首要主体，因为国家是获得安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国家太过多元以至于无法形成全面理解安全理论的根基，所以，国家不能成为可信赖的安全参照主体。因此，安全研究需要进行扩展，超越以国家为主体的研究范式，形成更加多元且更加适应时代发展的新安全观。安全的实施主体不再仅局限于国家，而是形成了边境安全治理的多主管状态；边境安全治理的范围也超出了传统的防范威胁的阶段，形成了对移民的多层次管控，并通过话语或实践形成对移民的安全化或者去安全化进程。“9·11”事件后，边境研究地位更加凸显，与其他学科的融合更加紧密，边境安全成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就像李灿松等学者归纳的那样，边境安全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冷战时期的传统边境安全研究，到冷战结束与“9·11”事件之间的应对多重安全威胁的边境研究（包括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最终到“9·11”事件之后边境安全和国家安全同等重要的时期。总之，边境安全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它紧跟安全研究的进展与国际情势的变化，目前已经成为安全研究的重要领域。

西方国家现有的边境安全治理路径选择

（一）边境安全治理中的军事化管控

在柏林墙倒塌的那年，全球范围内有15段边境墙，而如今建成和在建的边境墙已接近70段。实体边境墙有很强的军事性。在全球化的今天，边境管控的军事化依旧重要。如果从狭义定义边境军事管理，那就是运用军队而不是其他力量管控边境，但是，从当今更广泛的边境实践来看，边境的军事化管控牵扯到解决问题的信念、价值观等，并强调了军事力量、硬件、组织、科技、行动等的重要作用。所以，不论是为了保护国土安全（美国）也好，还是保护自由、安全和公正的区域（欧盟）也罢，边境的军事化管理可以包括实体墙的建造，也可包括无人机、监视系统、传感设备、甄别系统等科技的运用；既可以是传统的军队进行威慑行动，也可以是警察部队进行巡查与逮捕。

（二）移民问题安全化

在后冷战、全球化或者说后现代的世界里，国家边境的职责更多是对人的管控。由地点形成的空间（space of place）被流动形成的空间（space of flows）逐步代替。在对边境的传统理解中，边境就代表着分界线。而对于如今的边境研究来说，边境线超越了地理分割的意义，而是在长期的社会话语与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了区分“我们”与“他们”的分界线。在安全研究的新发展中，关于安全的实践研究认为安全并不是客观或静止的，而是充满了主观过程与能动性，是一种关于进程的综合。在全球化的时代管控移民成为边境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再加上安全话语与实践的转向，对移民进行安全化已经成为维护边境安全的常用手段。

（三）离岸式边境安全治理

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国际安全实践和话语体系中，边境是国防的第一道防线。不论是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还是苏联防范德国入侵的缓冲地带，边境发挥的都是此作用。在如今的边境管控中，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边境应该成为边境管控的最后一道防线，而不是第一道防线，或者仅仅是众多防线中的一条。即把边境“推出去”（push the border out）。很多西方国家按照这种理念进行离岸式的边境安全维护。西方国家的边境安全管控理念通过策略的指定、高技术的支持，尽可能地把边境线拉长，使之成为守护国门的众多防线之一，而不是首先遇到危险的地方，以此来保障国家的边境安全。于是，边境无处不在了。

西方国家边境安全治理的既存问题

（一）边境安全化的负面效应

边境安全化是维护边境安全的重要措施，但是，如果一个安全议题被过度关注，那么其带来的威胁程度就可能被夸大以至于带来负面影响。如果说“安全是职业的不安管理造就的”，那么，安全化（或者去安全化）的进程本身就牵扯到社会化进程，并伴随各种力量的博弈。安全化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安全。“9·11”事件之后，美国把美墨边境界定为瓶颈地区，对边境和安全进行紧密的建构，并且显著地优先于其他议题。但是，这种安全建构本身并没有维护安全，反而分割开了“我们”和“他们”，形成了排外的社会，与此同时，边境线上因为安全管控加强而带来的意外死亡人数的增加是对安全化本身的反讽，还有，更为严苛的边境控制使得移民减少，造成劳动力的不足，这将会带来经济的不安全。安全化并不是对于不安全的回应，而是管理或创造不安的能力。所以，安全化的努力可能在实际的政策选择和施行过程中导致了更多的不安，起到反作用。特朗普对墨西哥的移民政策和边境政策是通过设置议题并进行安全化，以展现美国优先的情绪，框定山巅之城的乌托邦边界，完成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建构，形成排斥移民的“美国堡垒”。总之，安全化有副作用，更多的安全化并不总是好的，应考虑安全化的合理建构以及去安全化的合理时机。过分安全化可能事与愿违。

（二）边境问题简单两分化

在前文所叙的所有边境安全的治理手段中，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进行显著的分割，边境军事化管理会在潜意识中建构出假想敌，显著地增加敌我对立；在移民问题安全化的进程中，显著地加强了关于“我们”和“他们”的身份建构；在进行离岸式的边境管控时，则是把这种分割感凭借高技术等手段进行前移，使得阻隔感在远离国土的地方就已经形成。此外，在对边境进行比喻时，往往也充满了道德规范的判断，有的学者用“门”或“桥”来形容边境，有的学者用“墙”作比喻，但是，有的学者指出对于边境的比喻或过分抽象化会带有道德两分的意味，往往在比喻时就带有主观判断了，即把“墙”看作阻隔的、坏的，把“桥”看成融合的、好的。边境地区的情势十分复杂，管控方式呈现多样化，管控主体呈现多元化，如果用某种比喻去形容边境地区，就只能描绘边境地区的一个侧面而忽视其他要素。如果把边境比作“桥”，就有可能过分强调其沟通作用而忽视了对潜在威胁的防范，而如果把边境地区比作“墙”，就可能因为过分强调边境的阻隔作用而忽视了边境地区的沟通交流作用。

（三）再边境化的安全困境

再边境化是再国家化的必然趋势和具体表现形式。西方国家在维护边境安全时的一种惯用方式就是再边境化。再边境化是一种社会化进程，据此重筑起物理边境（重新设立检查站、建墙等）或心理边境（加强身份认同、增加排斥情绪等）。重新筑起边境，意味着更加严苛的边境管控手段和更具排斥性的移民政策，是国家在全球化负面效应面前的一种应对方式，合理有效的边境管控当然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全。纵然再边境化是对全球化时代无边境论的坚决回击，但是再边境化也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为再边境化本身就是边境安全的一种“薄”式思考：即依旧把边境当成明确的有合法性意义的地理分界线，并且边境在安全化的背景下是永远存在的，据此，作为威斯特伐利亚时代象征的边界线依旧存在，并且以墙体、安全栅栏等形式展现。在当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的背景中，单纯的讨论“开放”或“封闭”没有实质性意义，对于国家的“回归”不仅是个错误行为，而且不会被认真考虑。再边境化有其固有的缺点，要么难以实施，要么带来邻里关系的紧张，最终可能引起安全困境。

边境安全治理的可能路径

如何看待边境问题、把握边境问题的本质、维护边境安全成为当代边境安全治理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有建设性的建议，其本质就是尽量把边境问题当成一个综合性的，而不是彼此对立的问题。国内学者刘雪莲等根据边境安全的特殊性提出用“共生安全”的理念来处理边境问题，即更加强调安全的整体性、公共性和包容性，即便目前的边境情势多种多样，但是以发展为主导的共生性安全正逐步走向成熟，这就需要各单元相互合作和依赖，而不是相互排斥和替代。国外也有学者指出，在边境化的过程中，去边境化和再边境化是可以同时在一个边境地区发生的，而不是非此即彼，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边境化动态的混合情势。就像马太·隆戈所建议的那样，要进行“协调边境化”，即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已经无法独自管控边境，国家不能只是对去边境化或再边境化进行反应，对边境必须进行双边协同治理或管理。

第一，协调式的边境安全治理更加符合当今边境情势的总体特征。边境地区不再是传统的军事或地缘政治地区，而是变成了日常实践的后传统地区。诚然，全球化使得跨界活动越发频繁，并且使得远距离交流更为普遍，但是，大多数人依旧生活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地球村”并未真正实现，国界依旧会持续产生影响。虽然传统边境的军事化意味下降，但是这并不说明边境的军事特征就彻底消失了。如今，军警边境管控的融合性说明了边境治理的复杂性。威斯特伐利亚式或者说霍布斯式的边境管控在当今西方社会不再是主流，边境除了管控各种要素的流通之外，其面临的主要威胁就是隐秘的跨境行为体，这包含非传统语境下的各种可能危害安全的要素。因此，在边境独特的当代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进行边境的非传统安全管控。国家在面对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时，其解决方式会对邻国甚至更远的国家产生影响。边境安全情势的改变需要国家彼此协调与协作，而不能进行单边主义的管控。

第二，协调式边境安全治理是对边境问题两分法的超越。协调式的边境治理理论应该实现超越，在“综合安全共同体”的理念之下进行边境安全治理。在“安全共同体”理念下的边境管控，会牵扯到更多的安全议题；安全行为的施动者更加多元，而不局限于国家；形成包含经济与军事安全进程的综合制度，以此形成较为联系多元的局面；通过信心建立措施和非挑衅防御姿态缓解“边界渗透”带来的区域不稳定因素；通过将单一的国家主义模式转变为复合的结构和进程，形成“聚合社会”，以为安全提供持久基础。在边境建立类似于区域安全共同体的机制，有利于形成更加综合多元的边境管控手段，即使在逆全球化或区域某些功能被破坏时，该机制也可以通过彼此的协作交流而缓解威胁或紧张态势，通过区域内不同主体和不同机制间的协调最终消除威胁。

第三，协调式边境安全治理有利于保障人最基本的权利。边境安全治理的最终要义就是要促进人的安全。在这种语境下，解放变得尤为重要，即让人们远离战争、贫穷、政治压迫等。安全和人的解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且只有通过解放，而不是权力或秩序，才能真正地产生安全。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为对人权的压抑、种族或宗教问题、经济崩溃造成的内部不稳定传导到周边地区引起的国家间冲突。此外，解放需要权利的互惠，安全彼此相依，一个行为体的自由依赖于所有行为体的自由，在解放的过程中，需要摒弃非此即彼的两分思维，逐步地包容一切，形成世界政治中更为系统全面的安全路径选择。非传统安全的边界是“整体人权”，“人的生存权利”理应以人的生命持存为底线。

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协调式边境安全治理中，依旧会存在治理双方因为实力不均衡而出现的中心和外围的问题。“中心”意味着占主导的一方，“外围”是较为弱势的一方，这已经形成了国家关系中的等级问题。协调式边境管控较易形成“中心”和“外围”或南北方的等级分化。此外，边境机制的多元化、资金的缺位、国家的过度干涉、规划的缺失、边民较少的参与等都会使得协调式的边境治理遇到阻碍。但是，不应该过于急迫地看重结果，因为创造一种新的区域治理模式不仅需要功能的逻辑去支撑它，还要寻求更为广泛的支持它的政治条件；协调式的路径需要的不仅是法律框架，而是需要政治精英、企业家去克服历史、身份和政治分裂所造成的阻隔。所以，在实际的协调式边境安全治理中，可以让更多的行为主体参与、涉及更广的边境安全与经济议题，在长远目标的总体背景下设置更多短期议程，增强边境协调机制的互惠性。

结语

西方社会长久以来一直靠对移民的政治正确维持着脆弱的多元主义。但是，人口结构的变动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各个方面。例如，西方的穆斯林人口在显著上升，美国的白人可能在未来成为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美国，特朗普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成为其胜选的重要原因，甚至还被美国有些学者贴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标签。特朗普通过对爱国、国家利益、国家主权的强调形成“爱国正确”的舆论基础以反对“政治正确”。欧洲的反伊斯兰意识之前仅存活于互联网的阴暗角落，如今已成常见政治话语。西方政治精英逐步撕下伪善的面具，开始对移民发动“战争”，建构防范移民的坚强“堡垒”，这本身就代表保守主义的复苏倾向。在此背景下，作为西方“堡垒”外缘的边境地区，已经成为西方生成身份政治的前沿地区，而把边境放在更远处的理念，突出显示了西方边境治理中显著的两分理念。西方边境已经呈现后传统和后现代特征，边境本身的两分作用已经无法应对当今的非传统安全议题，西方社会的安全化、再边境化、移民污名化等已经在边境地区显示了其两分性和无效性。如果去边境化和再边境化不能平衡发展，而任由再边境化显著地增强边境的两分性，西方的边境安全则可能遇到更为严峻的问题。因此，西方国家在实际边境安全的治理中不能仅为了自身利益而忽视邻国利益，尤其是周边实力稍逊的国家。协调式边境安全治理是对当今再边境化的超越，并且理应成为西方社会边境治理的应有之义，这在当前疫病“大流行”的背景下愈发珍贵。也唯有此，安全专家所说的“人的解放”才能看到微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