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淑娟 Weng Shujuan

即使过去了数十年，肯尼斯·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的《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一书也绝对是“为数不多的既有宏大叙事的理论视野、又有极致入微作品解读的建筑学理论巨著”[1]。这本书既不是编年史，也不是断代史，它具有批判性与论辩性特质，其中“批判性表现在对当代大部分建筑中所存在的‘布景化’现象的质疑，论辩性则表现在书中观点的鲜明性”[2]。

不同于对西方现代建筑技艺的笼统夸赞，弗兰姆普敦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展现其内在的逻辑，他的“批判性建筑学”的理论立场和宏大叙事的史学方法[3]，创造性地提出了“建构文化”这一命题，以独特的建构视角探讨了“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建构不再是一种风格化呈现，而是从风格史的思维认知中跳脱而出，形成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探讨“建构理论拯救将沦为舞台布景的当代建筑”[4-5]，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今的建筑。

1 建构与建造的诗学

“建构文化”可拆分为“建构”与“文化”，前者可以理解为一种诗意的解题方式，后者则有一种将“方法论”转化为“本体论”的趋向[6]。“建构”不再仅是一种客观的连接方式以及结果的视觉呈现，弗兰姆普敦在这里泛指“结构”与“建造”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已跳脱出“房屋”这一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具象概念，同时“建构”的行为自身及所建造的“建筑”，最终又构建了“文化”，可以说“建构”使建筑成为了一门建造的艺术，探寻“建构”实则探寻庖丁解牛之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