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春阳

这个标题是引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和临床医生M·斯科特·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一书中的标题。过去的40多年，我们过分注重“物质”忽视了“精神”。尤其是精神的成长。

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竞争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焦虑。似乎一切都不确定，一切都令人困惑。我周边的朋友，有官员、企业家、教师、医生、学生等各行各业的从业者，在看似平和的外表下，心灵深处似乎都装满了无法言说的“焦虑”。

我本人也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去年12月我被某权威医疗机构诊断为“严重焦虑症”，并被告知已“患”病20多年。更令我忧虑的是“焦虑症”似乎也像病毒一样，竟然可以传染人。与我朝夕相处的家人和同事，似乎也被这种病“传染”了。家人之间，隔三差五但凡说事就变得剑拔弩张。我的个别同事也与我讲，他们其实内心也焦虑，接到我的电话或被安排一些“烦心”事，就不由得焦虑紧张起来。而且我突然发现周围的所谓成功人士，似乎也牢骚满腹，没个开心事。我反思自己，看来我确实是“病”了？说与周边朋友，他们竟笑我：“你都五年跑了六场‘马拉松’的人，阳光、健康、开朗，怎么能得这种病呢？”但假装“正常人”的我再也撑不起“正常”的躯体性疾病，终于进了医院。看心理医生一年多，我突然醒悟到，过去20年，似乎我的“五脏六腑”都有病：脾胃、肠道、心脏、皮肤、大脑等身体的各个部位，但凡有“神经”的器官几乎都不舒服，20多年间吃过的药不计其数，甚至每天吃的药多达16种。病愈后终于明白，其实神经系统的诸多心理疾病和躯体性疾病往往互为因果关系，神经系统的“病”是导致其他躯体性疾病的“根源”。

在看心理医生的过程中，我看了大约十几本心理学的书，边看书边上网查资料，并且在一些权威的医学网站查到这样一组惊人的数据：“国内目前有大约5000万假装‘正常人’的抑郁症患者，有大约1.58亿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有4亿失眠人群……”人们为何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得精神疾病”，假装“正常”地出现在各种光鲜的“舞台”，扮演着各种“成功人士”的角色？本来“精神”有病的“正常人”，年复一年地活在“正常”的生活中，拒绝承认自己心理有“病”，最后心理疾病真的把那些“正常人”折腾得“不正常”了，否则就无法解释有的所谓“成功人士”因抑郁症而选择了结自己的生命。我想无非是精神类疾病在国人的观念中常与“疯”字连在一块。据我的心理医生讲，其实精神疾病与感冒一样，是目前国内患病率居高的“常见病”。人们之所以根深蒂固地认为精神类疾病“不可告人”，其根本原因在于，患者内心无法接受自己患“精神疾病”这个客观事实。

我记得，前几年公开承认自己患有“抑郁症”的，有两位特别著名的人物：一位是我的同行崔永元；一位是著名企业家、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其实古今中外名人中也不乏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其中就包括许多杰出科学家、哲学家乃至历史上的名人。可能有人猜想说：你自己得了“疯”病，硬列举名人或成功人士也曾患过此病，拿名人“垫背”？也许是，也许真不是。无法面对自己内心“病”了，为自己找寻一种精神“垫背”之理由，确实是我过去像其他“正常人”一样支撑自己20多年不去看病吃药而是去“跑马”、登山、游泳，并拒绝承认自己是通过运动释放自己的焦虑情绪。治病一年后的今天，我对心理疾病有了全新的认识：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这其中也包含心理层面上的病。但人们似乎只接受西医所言的器质性疾病，而不愿承认“心”病了。我想人们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患有精神疾病，无非有“两怕”：一怕“丢人”失面子；二怕吃药问诊。

过去20多年，我自己就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固执地认为上溯直系三代，无此遗传基因，怎能生“疯”病呢？而“怕让人知道”的心理思维本身就是一种病态思维。其实有勇气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是治病的起点。看过斯科特·派克的书的人知道：直面问题是人类心智走向成熟的起点。

本期卷首之所以写下这样的文字，是一个月前的世界卫生日（10月10日）那天，我送了编辑部每位同事一本斯科特·派克的书：《少有人走的路——在焦虑的年代获得精神的成长》，起因是我周边的同事也有人出现了“心理问题”。作为单位的负责人，我想，我不能老是用“大道理”去给别人做政治思想工作，大多数人的思想问题本质上属于心理问题而不是不懂“大道理”。居高临下强行“灌输”的方式不能解决心理问题。我们何不把党的方针政策、单位的工作实际，用心理学的方式为同事和朋友解疑释难呢？当时鉴于这样的想法我自己掏钱买下30多本斯科特·派克的心理著作送给同事阅读，并希望他们每天工作起码有个好心情。这本书也彻底颠覆了我对以往知识结构的认识，同时也让我的“心理障碍”奇迹般的“好转”起来。因此，本刊刊发我的四位同事读完《少有人走的路》之后写下的感悟性文章，他们对焦虑时代个人的精神成长都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希望有心的读者可以挤出一点刷手机的时间，不妨一读，也许有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