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君立 席可欣(.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浙江 绍兴 3000；.北京电影学院管理学院，北京 00088)

一、城市与“原罪”

“十七年”电影描述了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本质变化。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喜剧电影进行了社会格局的新表述。社会形态的“新”在“十七年”喜剧电影的视觉系统呈现突出表现在叙事空间的再书写。

“‘十七年’喜剧拒绝任何为‘笑’而‘笑’的噱头。”其构建叙事空间首先要解决喜剧电影当中“旧城市的原罪”。总的来说，城市空间是人类经济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切换的时候加速发展的。人和土地的依附关系越强越意味着社会是在农业结构当中展开社会生活的整体逻辑。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于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的替换，是建构在有更多的劳动力摆脱了和土地之间紧密的依附关系，政治的对抗其背后终极的部分是经济模式的对抗。由于经济模式和经济逻辑在这个世界上并置，他们的话语权呈现出唯一性：无论是农业经济模式还是自由经济模式，都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政权性质的更迭其本质是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迭代。

由于制作档期的特殊性，民国时期最后一部喜剧电影和新中国的第一部喜剧电影交汇在《三毛流浪记》。本片成为“十七年”喜剧电影的起点，在这个起点中描述了城市的格局——旧上海的姿态——就成为“十七年”喜剧电影在城市空间的表达和构建的反向标的。“十七年”喜剧电影要展现新社会新面貌，自然要有一个社会主义城市新图景以否定旧有图景——这个旧有图景就是在《三毛》里呈现的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