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津宁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000）

中国有一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从国史到县志。在中国的历史叙事当中，历史基于时间，始于语言，历史于言说中存在。中国有着修志的传统，而方志作为一种地方的记载凝结了地方的记忆，有着深刻的文化与政治的烙印。虽然全面抗战爆发后民国修志趋于停滞，但是仍有张其昀、顾颉刚、傅振伦、黎锦熙等在修志，然而不仅民国政府提倡修志，伪满洲国亦有修志，修志这一行为在抗战这一环境中显得意义尤为明显。近人对于方志之考察多集中于方志编纂，而对于方志本身之时代意义考察无多。因方志所需人力物力财力颇多，所以盛世多修志，而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物力维艰，修志一度趋于停滞，抗战中修志数量也很少，有地理学家张其昀编纂的《夏河县志》《遵义县志》，黎锦熙所修《城固县志》（已散佚）、《同官县志》《黄陵县志》《洛川县志》《宜川县志》，王俊让、王九皋所纂的《府谷县志》，陈昌荣编纂的《昆明县志》以及修于西南后方重庆的《北碚志》。上述志书中黎锦熙四部志书及傅振伦所修《北碚志》为公认的名志。而唯有黎锦熙所修四部陕北志书皆都成书于抗战最艰难阶段，其地理也最靠近抗日前线，抗战在四部志书中有极大的体现，在此种情况下，修志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因此选取黎锦熙所修四部志书作为研究对象。所谓“政统”从本质上看代表着合法的权力体系，从方式上看就是通过权力的垄断实现对国家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