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媛

重庆三峡学院美术学院

《我们与恶的距离》是HBO电视网今年出品的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电视剧，该电视剧取材于真实事件，编剧吕莳媛对该起事件发生后引发的连锁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记录。我们由剧中的李晓明事件得知四个矛盾重重的家庭故事线，虽然矛盾但也有点滴温暖。这部剧向观众展示的情感表达是我们平常在众多艺术作品中常见的“恶”，并且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媒体所呈现出来的，不实报道在无形中伤害了许多人。比如，耀辉和他的母亲因此无端受害，不仅如此，他们的离世还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李晓文也在大众视野中“隐藏了”两年。李大芝和他的家人也每天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第二个“恶”来自罪犯。

一、宋乔安“趋恶性”的体现

1.媒体人对新闻真实性的缺乏。

宋乔安作为新闻台总监，负责把控社会新闻的剪辑和播出以及舆论。在被媒体包围着的当今社会，每个人都依赖媒体作为获得信息的首要渠道。而相比互联网，电视这种媒体存在着更新速度不够快的缺陷。由于近年来电视媒体遭受到互联网的冲击，甚至导致一部分新闻媒体工作者，为了迎合群众而片面化的融入一些博人眼球的观点，使得新闻报道失去了原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电视新闻的播报与否标准并不取决于该则新闻的社会价值，而转变取决于是否能吸引观众的眼球，获得较高收视率和经济回报。剧中宋乔安在处理社会新闻时，并没有将新闻真实性摆在首位。

2.母亲身份失职导致女儿的心理扭曲。

宋乔安作为职业女性，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其大儿子刘天彦在有诚戏院事件中不幸失去生命后，宋乔安对待丈夫和女儿的态度就变得冷漠。在工作压力和丧子之痛的双重打击下，宋乔安染上了酗酒的习惯。在她女儿需要关心和家长引导成长的年纪里，宋乔安作为母亲却失职了，这种失职使其家庭关系濒临恶化。

二、宋乔安“向善性”的体现

1.媒体人良心的唤起。

当今社会中，商业媒体收视率决定着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为了生存，各种价值甚微的新闻都会被报道，目的就是博人眼球，迎合大众的心理需要。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中，电视媒体也出现了较大的改革。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之下，人们只在自己的活动范围之中获取有限资讯，不能过多获取额外的信息，而电视媒体的发展则能够为人们带来更多的信息资料，人们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新闻了解更多的知识，掌握碎片化的信息内容。人们不再对客观环境产生相关反应，而是针对新闻机构提出某种拟态环境做出应对行为。媒体的舆论导向是造成信息社会环境健康与否的重要因素。

2.受害者家属试图撕去受害者标签。

宋乔安在知晓造成自己儿子死亡的凶手是李大芝后，便让相关的拍摄队伍跟踪她，曝光其父母的居住地，引发了两人矛盾冲突。面对李大芝的质问，宋乔安情绪激动地提起了自己年幼的儿子，质问李大芝难道自己的儿子没有生存的权利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与问题本身并不对等。当凶犯已被处决之后，宋乔安的质问已经失去了意义。她在失去爱子以后的性情大变，在心理学中实则是创伤应激障碍的心理病症之一，而宋乔安本身无所察觉，导致她活在失去爱子后不断自责的阴霾中得不到疗赎。这些精神障碍造成了宋乔安在社交、职业或其他重要方面的心理状况严重受损。

当宋乔安选择利用电视媒体曝光李大芝的生活以后，周围人对她的建议和劝说使她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最终她没有将她与李大芝二人在摄影机前争吵对质的片段播出，这是她在人性的本质中善良的一面。宋乔安与丈夫回到爱子遇害的电影院，共同回忆当时的情景后忍不住激动大哭，这是心理学中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中的认知行为治疗法，目的在于教会当事人成为自己的治疗师。这时已经意识到自己有心理疾病的宋乔安撕去受害者标签，重新面对未来的信念更加坚定，这是宋乔安作为受害者家属善的一面。

三、总结与思考

这部剧的叙事角度新颖，从犯罪者家属的视角演绎故事情节，去讲述那些“恶”事。全剧仅十集，剧组希望呈现真实情境，采用了线性结构，环环相扣因果循环，每一集的标题也成为了这部剧大致的叙事脉络。为了情节充盈，编剧还设置了副线。这些副线都有共通之处，看似无关，其实也是对主线表达的一个补充。所以，剧情采用的叙事结构其实是一种更贴近事件本质的表现方式。

现实主义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通过取材于真实事件作为主轴线索，展现了外来冲击对个体以及社会舆论的影响。《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故事设置编排并非单薄的让事件随着剧情发展进入高潮再给出结论，而是让观众聚焦关注于隐藏在情节背后的事物联系。电视剧利用宋乔安这个具有特殊善与恶双重身份的角色，站在她的立场与同事、家属不断产生冲突、深化矛盾，打破了观众对于好人恶人在电视剧中一目了然、盖棺定论的惯性思维。宋乔安角色的出现，颠覆了观众传统的观点和立场，最大程度用客观公正的镜头语言演绎宋乔安在不同时期的心理活动，别出心裁的将视角聚焦在人性复杂性的思考中，让观众能得到思维深度的扩展。人生虽然短暂，但未来不可预知，不要为了和世间的“恶”事对决而成为一个“恶”人，更不要盲目模仿，否则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