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作家在一篇小说中借助不同的人称和视点讲述，或者说拼接出一个完整故事的时候，我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不单单是作家娴熟地运用其写作技巧的缘故，还暗含了他对世界丧失总体性之后的那种破碎、漂泊和不稳定的时代状况的认知。读马亿的短篇小说《遗嘱》，我陷入到小说在叙事中设置的种种暗示、圈套和空缺之中。再加上《遗嘱》借鉴推理小说所制造的悬念，带给我巨大的紧张和刺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叙事技巧和手法的缠绕，倒未必引发了对文本旨趣的某种暗示，而是它所传达出的混乱、无序与轻微的不适感——这不是对文本特性的描述，而是一种从世界到人心的极度晦暗的状态。总的说来，马亿的《遗嘱》呈现出含混、反常态，却又自成风格的路数。这固然可以归结为现代主义式的荒诞美学或者先锋派的文学遗产的影响，却也在移步换景中显露出生活本身的诡异，而氤氲着某种莫名的怅惘和栖遑。

《遗嘱》巧妙地借助“我”“李寒”“老板”这三个人物的限制性视角将故事串联起来。叙述者依次对自身经历的讲述，使得故事在不断叠加和拼凑中得以展现：“我”按照“老板”的要求去“××遗嘱中心”，期间“偶遇”到早已守株待兔的李寒。在“老板”的指使下，李寒很快让“我”爱上她，并使“我”沾染上李寒的物品和DNA，以便为后来构陷“我”谋杀李寒的未婚夫陈实做好充分的准备。原来，“富二代”陈实因为没有结婚而无法继承父亲的四套房产，并且陈实如果找到女伴结婚，就去立遗嘱，把死后的钱都留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