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笃文

诗词作品的高下，与构思关系密切。构思是包括立意、谋篇与完形的创作过程。有如工程的蓝图，攸关着艺术的质量。特别是立意，尤为重要。孟浩然、杜甫、范仲淹都有登岳阳楼之名作传世。然细论起来则不无差别。孟诗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作结，落脚在请托谋官，未免因之减价。杜甫则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以写其忧国伤时之痛，故格外感人。而范作更以先忧后乐为其立身处世的原则，彰显出仁者高远博大的襟怀，成为千古登临的压卷之作而最擅胜场。

历代诗家无不在构思立意上下功夫。东坡说画竹先要胸有成竹。作诗文先要胸中有意。“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山谷论诗文曰：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成章耳。张炎在《词源》中亦云：“作慢词看是甚题目，先择曲名，然后命意。命意既了，思其头如何起，尾如何结。”都是以立意作为构思的核心与创作的始基来对待的。明白这一点，对医治当下诗坛精品不多，平庸套话充斥的现象，应有一定的启示。为此我主张不妨从生新奇丽的角度来强化构思立意的着力点。

先说“生”，是指大胆用一些生僻，生涩的文句来述情状物。也就是对艺术作“陌生化”的处理。这个命题是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施克洛夫斯基提出的。他认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以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这是很深刻的论述，它符合我国诗艺的特点。比如杜甫的名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就在于他用了主谓倒置的手法将宾语碧梧、香稻前置以突出它泽色之华美，并加深了解读的难度，而获得奇妙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