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乐鹏

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目下学界对作家自述/自传的研究，大体呈现出几类路径与趋向：或立足于自述之本体，对其语言、风格以至结构、形态的诸多面向，均作微观剖解；或以“史料学”视野切入，尝试辨析自述/自传之名实、考镜源流，以确立作家自述在现代文学史料体系或学科中的位置及归属；或聚焦于自述的生产语境，以略带系谱学的姿态考察有关作家自述的问世或自述热潮中的出版操纵与学术风向。此外，以自述为媒通向作家、作品研究，自是应有之义。

是类研究而外，假如不纠缠于空对空的范畴论争（如日记是否可算作自传等），而更注目于实打实的作家自述之文本生成；假如不仅仅关注自述的出版发行等“外部”因素，也倾心于作家自述的编、注、评等技术要素：那么，尚存一类作家自述仍有重新发覆勘察之必要。这其中，黄裳辑存自家日记，王安忆整理评说茹志鹃日记，徐德明、易华注疏“老舍自述”，尤为独特。三者对自述文本的编纂、注疏乃至其中的“闲笔”，相较于自述部分而言，即便不能说是喧宾夺主，至少也是秋色二分。三种自述无不呈现出作家的自述文本与编注者的阐释介入相交织的样态构型，作家自述之编纂修辞学的况味呼之欲出。本文即以黄裳、王安忆、徐德明在自述文本上的编注实践与诗学阐释为中心，揭橥此三家自述所昭显出的修辞义蕴与文体型态，兼而探析其与时下研究方法、学术体制之分殊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