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润芬

在母亲身边，我一直都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无论母亲做什么事情，我都只有打下手的份儿。母亲做豆腐，我帮忙磨浆、打水、扶架子，包豆腐，母亲负责做豆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技术指导。母亲到山坡上捞松毛（松树叶，填圈用的），我负责把树林里散落的金黄的树叶、杂草等攒成一个个小堆，母亲把一个个小堆推撵成小山包似的大堆，再用钉耙把松软的小山堆梳成密实的方块压进背架弯里。母亲用大背架，我用小背架，母亲背架里的松毛常常是我的两倍多。回家时，母亲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看着前面缓缓移动的超过母亲身形很多倍的庞然大物，我想我要是能多背一点母亲就能少背一点；我多背几趟，母亲就能少背一趟。母亲却总说我还小，不能背太重，我跑几趟加起来还不如她背一趟。母亲去割蕨棵，我跟着去，她只让我负责割。她说蕨棵太重，我背不动。小时候我常想，要是我长大了，或许我和母亲的身上的背子就能换换了。可二十多年过去，无论是松毛、蕨棵，还是猪食、马草、柴禾、玉米，我身上的背子从来就没有比母亲的重过。

父亲走的那年，母亲还不到四十岁。那年我十三岁，只知道自己再没有父亲庇护了，父亲许诺的那些美好憧憬也再不可能兑现了。我守着父亲的灵柩，向前来吊唁的亲友下跪，磕头。棺盖开着，我把手伸进父亲的臂弯，父亲没有回应，我摸了摸父亲那熟悉的脸庞，手背上传来透骨的冰凉。我问哥哥父亲真的走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