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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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诗歌越来越难写了，不仅如此，诗人也时常陷入尴尬的境地。当我们谈某一个诗人的现象时，要么不屑一顾，要么哄堂大笑，要么诅咒谩骂……这种现象不只是在一般场合，如老百姓群体中，职业文人或大学知识分子中间，这种对诗人的认知态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何诗人的形象沦陷到如此的地步？这的确让我困惑又痛心。写诗歌写了大半生，头发都写白了，眼也花了，身子也垮了……有人说，诗可以疗伤。果真如此，我们又何求写诗不只是为了自己写？还要与人分享、与人共鸣和与人拯救？

有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愿出门，有点像养生修行“辟谷”的状态，不吃不喝，不说不唱，只服诗歌元气，只沉默在自己过去写的诗歌里，不停地反省和发问，我写错了吗？好诗在哪？经典在哪？如此反复地在自己的诗歌围城中寻找突破。这种寻找愈来愈强烈和急迫，反而更加重了我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我要写出更好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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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当下。这个关系让人如此地感伤又无可奈何。我以为在这时代写诗和做人发生了错位。诗是诗，人是人，我们在进入一首诗的创作时，诗的场景早已存在，那些人物和道具舞台，都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思想或感情的冲突的影像，却在另一种戏剧化的事物叙事中，找到了互为对应的重合。我在动笔之时，这个重合的事物，就把我的原生态覆盖了。这个现象正是我在前面论及的显像。一首诗的显像存在，对于自然的原创性是一种复制，诗人们都在复制诗歌时，这个时代就没有诗性的物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