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克修VS许道军

许道军：

您曾说过，谈及诗歌的现代性，首先要搞清楚“现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跟这个“时代”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跟这个时代相处，而这个问题又可以转化为，如何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相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理解 “现代性”的新视角，或者说将“现代性”落到了实处，您能具体阐释一下这个观念吗？

谭克修：

使新诗从旧体诗破壳而出的内驱力，是其为应对一个急剧变化的新时代的现代性要求。但时过百年，新诗的现代性并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年轻时很西化的九叶派诗人郑敏，晚年写了一篇《世纪末的回顾：汉诗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完全否定新诗的成就，主张回古诗里去拥抱中国性。持这种观念的诗人不在少数，他们很难对现代性这个外来词汇充分信任，才用了掩耳盗铃这一招。以为耳朵塞满那些古诗意象，这个裹挟着工业化、城市化、商品化、信息化、全球化和普世价值呼啸而过的时代就会自行消失，不会再来按响我们隐藏在都市丛林里的门铃。如果诗歌可以脱离于这个时代的宏阔背景，不理会其对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现实的回应，能够在语言符号体系内部自行封闭运行，诗人确实可以退回到过去任意年份生活。比如去1785年的北京街头，谈论一下乾隆在乾清宫设的“千叟宴”盛况。至于那一年域外发生的世间破事，如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投入使用，美国联邦国会统一了货币，康德在《柏林月刊》发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