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 梅

放在十年前，我若读到“写诗以求安静”之类的诗句，应是无感的，可能还略有不屑。当时我年轻气盛，胸中充满义愤，吸引我的是崇高感和悲剧性的风格，比如“光明爱上灯/火星爱上死灰/只有伟大的爱情/才会爱上灾难”（朵渔《最后的黑暗》）。主体与他者的对抗以及其中的力量令我慨叹和激越。而今我愈发关注诗句中零零碎碎的细节，欣赏其中的沉默、 静思和智慧。 余笑忠的组诗《现在，我写诗以求安静》正是这样的作品。诗人历经时间的磨磋，解决了自身与世界的抵牾，用成熟的心智酿造的诗篇呈现出动人的“晚期风格”，或者用东方化的表达：它们是“知命”之作。

提到“晚期风格”，我们会想到阿多诺和萨义德。这个术语首先被阿多诺在论述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时提出，之后经萨义德等人的持续论述，已成为重要的批评概念。阿多诺的另一个重要阐释者，德裔美籍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也曾在《论晚期风格》（1986）一文中阐述了艺术家最后的成就：“来自现实世界的事件（其中相互作用的是些各自可辨的力）已经极其彻底地被成熟的心灵所吸收融汇，以至于变成了作为整体存在的特征。”阿恩海姆认为这是晚期所能够获得的独特的成熟：“晚期风格把客观给定的事物融贯于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之中，那是长期的和深入的思考的结果。” （《艺术心理学新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04页。）

余笑忠这组诗歌所呈现的正是思考的成熟性、完整性，以及氛围和声调的融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