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笑忠

众所周知，汉字的构成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象形，描摹的是常见的事物，如日月木水火手口刀，等等。但仅有象形是不够的，于是有了会意，在一些象形的文字上加上一些标志意义的符号。比如说刀口上加上一点，就是“刃”；爪放在树上，就是“采”；牛被关在圈里面，就是“牢”。象形、会意还不够，于是有了形声字，比如说江河松柏，等等。（详见葛兆光，《什么才是“中国的”文化》）

诗的叙事类似于象形，但是诗不能仅仅满足于叙事，否则它就与散文、小说无异；须知即便散文、小说也不只是满足于叙事，人们对某篇散文、某部小说的褒奖之一往往是说它含有诗意；也就是说，诗如同汉字的构成，除了象形之外，还得有会意、形声。如果诗歌中的叙事仅仅停留于对现象的速记、描摹，是精神上的懒汉，于诗而言是降格。

诗人不是生活的速记员，如同诗歌不是哲学的婢女。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某些事实只是诗歌的萌芽，不能把它看作诗歌的全部，如同不能将素描理解为绘画艺术的全部。

不要让经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诗是创造，创造就不能仅以现成之事为依据。卡内蒂曾批评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那一类诗人：“他们如果没有广泛的现有事物作为依据就无法进行创作。”

日本近代作家夏目漱石认为，西方诗歌的根本在于叙说人事、人世之情，因而无论其诗意多么充沛，也时刻忘不了数点银两，也时刻匍匐于地站不起来。（林少华：《〈草枕〉，“非人情”与“东洋趣味”、中国趣味》）这是夏目漱石当时之见，彼时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尚未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