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占才

乾隆初年，来广州、福建、浙江、江苏四处口岸经商的西方国家，已有十几个之多。这些西方商人需要长时间在中国照看生意，他们来时常常带着家眷。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刚刚经过工业革命洗礼，思想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此时到中国来的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方女性，个个天足，穿着暴露，谈笑自如，举止随便，还处处受到男人的尊重。这对封闭保守、一贯轻视女性的广州官民是个极大的扰动。每当“招摇”的外国女人随着人流下船或逛街时，会引来好奇的中国男人蜂拥围观，还引起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的惊讶与掩目。英国人亨特在《番鬼在广州》一书中就提到广州百姓见到西方女性时的表现：“到九点半钟，我们陪妇女们到外面街上去参观街道。这时商店都已关门休息了，但是几个过路的中国人见了她们，忽喊起来：‘番鬼婆!’于是每一家的大门立时打开，有灯笼照出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完全被包围，于是不得不赶紧退却。”

这些西方女人们吓坏了死抱“男女大防”封建礼教的地方官员，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放荡”的西方女人，对本朝国体和本地风化的冲击不可估量。广州的官员认为，如果不允许西方商人们带女眷，这些商人在中国就会不安心，会很快离开中国，也会减少中国的白银外流，对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就不会造成影响。

l745年（乾隆十年），实在不能忍受的广州地方官员，连续写奏折上报清廷，力陈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