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琳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7）

中国新诗发生于一个世界性的场域。诗人们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出于一种社会改造的需要和政治性目的而将自身置于更广阔的参照系统中，诗人的空间意识已然超出了一时一地，乃至国家的边界。“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扬了近代启蒙主义者将中国的改良和发展置于世界大势的广阔背景下加以思考与论述的传统，养成了在世界甚至宇宙的空域背景中考量中国现实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深深置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之中，在20世纪20 年代的创造社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1921 年在文学史上是一个令人瞩目的重要年份。经过初期白话诗人们的探索和尝试，新诗刚刚站稳脚跟，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田汉已为即将推出的同人刊物酝酿许久。终于，1921 年9 月29 日，上海《时事新报》登出《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无不犀利地指出：“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这则预告为即将出版的《创造》季刊树立了宗旨：“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以郭沫若等为核心的创造社新诗，无疑形成了20 年代初一个重要的对话场域。由于其成员的分散、多元化，他们的创作趋向可以被视作当时新诗创作汇聚而成的一股潮流，如周毓英说，“创造社不是一个组织，乃是一个运动，是五四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个较大的主流（与当时的文学研究会和语丝社鼎足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