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舒琳

（中国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20 世纪20 年代末，郭沫若秉持“中国与西方社会没什么不同”的理念，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首次划分出中国上古社会的发展阶段。此后，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史学生涯中，尽管多次修订与论证先秦社会分期的具体看法，但郭沫若始终强调中国社会的一般性。可以说，强调人类历史的一般性是郭沫若研究先秦社会形态的基本准则。

一、思想分析

从学术范畴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社会学流派的一支。自传播开来，中外诸多学人将其作为一种阐释社会发展史的工具。然而，任何理论都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当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析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中国社会是否具有特殊性”就成为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其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郭沫若，不仅认定中国社会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认为“中国古代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好标本”。概括言之，就是“中国社会应与他国无异”。关于这一看法的思想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与他的中西文化观密切相关。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郭沫若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学习西方文化的体现。郭沫若自小受到中国传统经学的训练，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观。后来，随着近代新式教育的开展，郭沫若接触了许多西方的书籍。抵达日本后，他更加广泛地了解外国思想文化。同时，他渐渐知道，中国文化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诸多不同的文明类型，如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和希腊文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