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瑞克，潘 婷，吴昊俊，卞梦颖

(1. 浙江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2. 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3；3.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4.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众所周知，大气污染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其治理也需要付出较高的经济成本。国家和地方“十三五”“十四五”规划中都把大气治理及PM2.5控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起，中央财政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且专项资金数额逐年增加，至今累计已逾1 000亿元。各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对雾霾治理的投入力度，中央财政的巨大投入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作为，凸显了我国政府雾霾治理的责任担当。然而，西方国家的研究和实践证明，除政府外，公众也是支付使用、损害补偿和恢复治理等环境利用成本的重要承担者之一。例如，瑞典于1991年开始对家庭征收碳税且税率远高于工业部门，欧美等发达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政府引导建立“减排基金”“碳基金”等环保基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大气治理。由此可见，将经济成本合理分摊于公众，是保障雾霾治理资金供给、形成多元共治局面的重要举措。因此，开展环境污染对公众影响的货币化评估，合理引导公众通过经济支付的方式参与环境治理，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公众的理性行为可以由行为意愿合理地推断[1]，学界常通过公众行动前的思想倾向和行为动机预测其实际行为，因此，我们可以把为保护环境付出代价的意愿即环境支付意愿作为衡量公众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