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栋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随着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企业间融通资金的需求日益旺盛，因应企业的融资需要，诸多新型的担保形态应时而生。其中，股权让与担保以其创造信用、降低授信风险、稳定融资秩序等优势，受到市场主体的追捧，在现代担保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有关让与担保的司法实践中，股权已经成为继房屋等不动产之外应用最为广泛的标的物[1]。由于股权让与担保形式的多样性，现行法没有对这一“非典型”担保方式予以规定。最高法院面对纷繁复杂的纠纷，结合实践中积累的裁判经验，对股权让与担保裁判中的难点问题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最高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71条基本上确立了“名为让与，实为担保”的总体裁判路径，纠正了实践中的无效裁判，体现出裁判理念上的进步。至此，这种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新型担保形态得到了司法实务的认可，标志着“无效说”的影响逐渐式微，“有效说”立场成为主流。关于让与担保的裁判规则弥补制度供给不足的缺陷，为法院处理类似案件起到了风向标作用，对于统一裁判尺度，消除裁判上的龃龉具有重要意义。

遵循最高法院司法政策确立的裁判路径，当事人订立股权转让合同，但债权人并没有因此取得股权，也没有取得股东地位，仅能在债务到期时就股权的变价优先受偿[2]401-407。由此而生的问题是：一是合同效力问题，即为何股权转让合同无法产生股权转让的法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