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新福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翻译是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更是人类知识实现共享的关键通道，因为各民族语言的差异无法消弥，必须依靠翻译贯通。就中国而言，域外文学文化的翻译是清末民初西学翻译的重镇之一，随着翻译体量的增加，涌现出诸多职业翻译家，加之作家也兼职翻译工作，遂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翻译高潮。对于如何翻译，作家和翻译家都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进行阐述，但由于师承的不一、文学观念的差异、所归依的文学社团不同等原因，致使翻译观点大异其趣，有关翻译的论争也就一直不绝于耳，翻译家们各抒己见，甚至争得面红耳赤，足以见出当时译界的热闹非凡。但大部分译者论争的出发点都非私人恩怨，目的还是在于寻找域外文学文化翻译的最佳可能。当时的很多作家和翻译家都是学贯中西之士，有坚定的强国富民理想追求，深刻认识到翻译对中国文化近代意识形成的重要价值，因此，如何译得更好、更符合历史样貌、现实需求、读者口味就受到重视和探讨。在清末民初的重要翻译家里，严复、林纾、梁启超、周氏兄弟、曾朴父子、林语堂、胡适、傅斯年、陈西滢，郭沫若等都对翻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观点不尽相同，甚至有着激烈的论争，但是这些论争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因为敌对，都推动了中国近代以来翻译实践的成熟，助力翻译理论的构建，今天仍然具有探讨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