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茂

谨以此文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题记

【出场】凝于寒冬，傲然卓立

你是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的人。

你本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翻译家。你第一篇翻译作品就是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并与人合译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经你翻译的还有果戈里的短剧《仆御室》和小说《妇女》，以及法国都德的小说《付过工钱之后》。你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文选集和创作选集：《二十六个和一个》《马尔华》《市侩颂》《克里慕·萨莫京的生活》，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普希金的《茨冈》，等等。你的翻译被鲁迅先生誉为“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这是多么崇高的评价啊。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早在1921年初，你就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到莫斯科采访，取名“维克多尔·斯特拉霍夫”，汉语是“战胜恐惧、克服困难”。期间，你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名作，还在北京《晨报》等刊物发表文章，热情歌颂十月革命，预示这样的“光明”将“照遍大千世界”。

你为开国领袖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过序，声称“中国的革命者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你也给鲁迅先生的杂感集作序，鲁迅先生赠你条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你的出场自带光环，而你的落幕，却悲怆黯然。你随着枪声倒下，血溅长空，含笑而去。你忠于自己的选择，清晰而坚定，却将模糊而消瘦的背影留在历史的长廊和故国泥泞的风雨中。

1899年1月29日，你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父亲为你取名“雄魄”，意在重振家业，光宗耀祖，你却改名“瞿爽”，后又改“瞿霜”，取“凝于寒冬，傲然卓立”之意。你仍感言之不逮，后经过一番斟酌，由“霜”引申为“秋白”，并以此名世。

你天分极高，聪敏好学，博闻强记，《十三经》《二十四史》，儒道佛释及诗词歌赋均有涉猎，且能书善画，尤擅篆刻。17岁考入外交部创办的俄文专修馆，主修俄语、法语、英语，兼修佛学、文学与哲学。其间你慕名前去北京大学，旁听了陈独秀的激情授课，境界大开。

五四运动爆发，你热血沸腾，当仁不让，登上自己的政治舞台。你担任北京学联评议部负责人，组织俄文专修馆的同学参加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行动，迅速成为暴风雨中高高飞翔的雄鹰。

1920年3月，你参加了由李大钊倡导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立即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吸引。

你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你早早地进入到风暴的中心，也早早地被残酷的风暴所摧毁，你像一支蜡烛，迅速地燃尽自己的生命：

20岁，你参加五四运动；

23岁，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24岁，你担任《新青年》主编；

26岁，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核心层；

28岁，你担任中共代理总书记，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但是很快，你就被排挤出最高领导层，遭受王明、博古等人的打击、孤立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迫害……直到生命的指针定格在36岁，那是你最后的时刻。

你经受住种种诱惑与残酷折磨，为了崇高的信仰，流尽最后一滴血。

你的血，擦亮旧中国的漫漫长夜。

你的英勇无畏与壮烈牺牲，本已树立了崇高的形象，可你就义前，以率真的方式，出人意料地写下《多余的话》。你卸下人世所有的伪装，用小小的手术刀，对准自己最脆弱的部位，一刀，又一刀，解剖给世人看。你掏出了血淋淋的心，却把巨大的谜团留给后世，也将痛苦、灾难和厄运留给了亲人和他人。

你是瞿秋白。你的命运遭际令船工叹息，令叛徒忏悔，令狱卒难过，令军医痛心，令刽子手落泪。

【在场】船工：我为你叹息

瞿先生，我做梦都没想到，我的一生会与你这样的大人物牵上关系。

说真的，我曾经好恨你。因为你，我的家毁了。也因为你，我的老婆周月林被抓了，说是出卖你的叛徒，害得她冤里冤枉地关了20多年，好惨的。

后来，我不再恨你。因为周月林不恨你，还常常唠叨你的事儿，边说边流泪。我听了，不仅为你叹息，也为周月林叹息。

我没想到，周月林也是一个狠角色。她原是瑞金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兼中央政府司法部长梁柏台的妻子。1934年2月，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瞿秋白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月林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1934年9月，红军长征，要留下一批人坚持斗争，你和周月林都留了下来。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决定，周月林跟你一起秘密转移，同行者有何叔衡、邓子恢，以及项英的爱人张亮。你们一行向福建长汀县四都山区进发。在汤屋，你见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

四面都是敌人。为了成功突围，万永诚想了一个办法，让你们装扮成被俘的红军，由他们的护卫队“押送”出封锁线。

2月23日傍晚，你们按照计划向永定进发，来到长汀县水口镇，唯一的木桥有敌人驻守。你不顾严重的肺病，带周月林等人从下游偷渡过江，抵达一个叫“小迳村”的地方，疲惫不堪地安顿下来。

2月24日黎明时分，村口突然传来了枪声。福建省保安第14团的军需处长林绩轩带着一百多条枪包围了村子。护卫队让你和周月林等人向村后的小山上撤退。谁知那是一条绝路：一座孤山，陡峭不已。经过激烈的战斗，护送队终因寡不敌众，无力护送。

为了不被俘虏，你大喊一声：“咱们滚下去。”你带头一滚，何叔衡也跟着滚了下去，周月林和张亮两个女人也抱着头，滚了下去。

周月林忍痛爬起来，瞅见邓子恢在前面，就快步赶了上去。

枪声远去。周月林回头一看，没有见到你和何叔衡，她毅然返回去寻找，结果发现你跌坐在乱草丛中，张亮躺在不远处。周月林赶紧将你和张亮扶起来。

你擦了擦脸上的血，问见到何叔衡和邓子恢没有？周月林说邓子恢突围成功，何叔衡没找着，可能也突围成功了。你喘了一口气，面色十分凝重。

周月林领着你和张亮艰难地走着，来到一片荒草丛中。东方露出鱼肚白。你肺病又犯，大口大口喘着气，实在走不动了。周月林和张亮也累得身子骨要散架了。你让大家歇一会儿，本以为可以隐藏，不料还是被敌人发现，最终被俘了。

起初，敌人并不知道你们的身份，你们偷偷商定了应对办法，你反复叮嘱：“人可死，秘不可泄。”然后，你伪称林祺祥，说有病来上杭疗养，刚被红军抓去不久；周月林则叫陈秀英，说是被红军抓去做护士的；张亮叫周莲玉，说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

第二天，你们三人被押至上杭交给一个姓钟的团长。这个家伙很坏，无比凶残，他不仅指挥手下人折磨你们，他自己亲自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你们。为了拷问出你们的真实身份，他还将你们分开，使用种种残暴手段和严刑逼供。但你们都很坚强，任凭怎么逼问和拷打，你们都坚持按商定好的说法去应对。

姓钟的没办法，只好将你们关押起来，严加看守，不再天天拷问，就这样，你们蒙混了一段时间。

但没过多久，你被人出卖了，转移去了别的监狱。

周月林和张亮也受牵连，受到新一轮的严刑拷打，并分别关进了黑牢。

后来，周月林在黑牢关押了三年时间，偶然得到一个机会，保释出了狱。

这个时候，周月林不知道你和张亮等人的状况，也联系不到组织，她在上海、福建和武汉等地晃荡了好久，饥寒交迫，无奈之下，隐瞒身份，嫁给了我。

我们平平淡淡地过着普通人的日子。我发现她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很佩服，家里的大小事由她做主。她教我识字，给我讲历史，讲国家的事情，希望我做一个“有点墨水”的人。老实说，跟她在一起，我的变化挺大，很知足。我现在能够讲这些事情，全靠她。

很长一段时间，周月林从没有跟我提起她的过往，我也不问。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月林情绪发生了变化。有一天夜晚，她突然主动跟我说出了她的过往，出现名字最多的就是你。她说得泪流满面。我一听，都惊呆了。我真没想到，周月林是这么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她跟着我，算是委屈了她，但她摇摇头，说，她活下来，完全是因为你。你说的两句话，她一辈子不会忘记：一句话是“不怕死，不乱死”；另一句话是“活得有尊严，死得有价值”。

这些年，每逢走头无路的时候，她就想起你这两句话，就坚持要活下来。

我琢磨这两句话，鼻子发酸，问道：“这难道就是你下嫁给我的原因吗？”周月林摇摇头，说，她嫁给我，并不是“下嫁”，如果没有我将她从昏倒的码头边救起来，她不是“乱死”了吗？跟我生活在一起，虽然卑微，却很受尊重，更何况，活着，就有希望。

我不知道她讲的“希望”是什么。不久，她去了一趟北京、南京，但回来后，情绪很差，堵得慌，甚至产生幻觉。我问她发生什么事儿，她也不说，半夜里，她忽地推醒我，又说起你来，并没头没脑地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相信她，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

1955年8月24日，周月林突然被逮捕。我很受打击，我猜测一定跟你有关。周月林不在家里，我的心都空了。我不知道她关在哪里，犯了啥子罪犯？我每天坚持看报，听收音机，四处打探她的下落，时刻关注你的消息。

直到1965年12月，报纸上一条新闻吓住了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又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

我相信周月林是无辜的，可我到哪里去诉说呢？

后来，我才知道，出卖你的叛徒的确不是周月林，而是万永诚的妻子徐氏和你的收发员——该死的郑大鹏。

【故事】无形的刀悬在头顶

瞿秋白压根儿不知道万永诚牺牲了，也不知道他的妻子会叛变。

人的一生可能面临许多岔道，你只能选择其中一条路。一旦选择，就不能后悔，也无法后悔。凡人如此，瞿秋白亦如此。

1921年初，瞿秋白被派往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中共派往共产国际的第一人。是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成为俄共中的一员。

一个月后，瞿秋白曾以记者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瞿秋白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这里有一批后来大名鼎鼎的中国学生，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罗亦农、萧劲光、柯庆施等人，都在这里学习。

1922年2月，经张太雷的介绍，瞿秋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9个月后，作为陈独秀的翻译，瞿秋白出席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3年7月31日，根据斯大林建议，共产国际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来华，瞿秋白担任翻译兼助手，两人由此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之所以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出任代理总书记一职，与鲍罗廷的鼎力推荐不无关系。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后,瞿秋白被组织安排，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张国焘、邓中夏、余飞和王若飞为代表团成员。

此间，瞿秋白与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结下“梁子”。1930年夏，党内出现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瞿秋白回国主持，予以纠正。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其支持者王明等人批评瞿秋白采取“调和主义”，将他排挤出中央领导层。根据米夫授意,将所谓“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推至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

从此，一把无形的刀悬在了瞿秋白的头顶。

对瞿秋白的清算和迫害有明有暗。明的是，米夫指责瞿秋白搞宗派主义，对共产国际不信任和不尊重，失去领导权的瞿秋白只能默默忍受,接受指责,违心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陷入“派别斗争的泥坑”。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痛苦地写道：“老实说,在四中全会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过去就算了。”他认为这样做，是“弱者的道德”，希望通过“忍耐、躲避、讲和气”，求得安宁。

然而，瞿秋白高估了米夫和王明等人的心胸。不久，瞿秋白到上海从事文艺工作，与鲁迅等人建立了深刻的友谊。

1933年，瞿秋白身体十分虚弱，本应该留在上海养病。但王明、博古等人，为了不让他安心养病，以组织需要名义，坚持让来到苏区，这是政敌们使出的一把暗刀。显然，苏区生活条件，很不利于瞿秋白的病情。不仅如此，他们还强令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就这样，1934年1月7日，雨雪交加之夜，天黑风高，瞿秋白告别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泥泞的路，那消瘦的背影令多年后的杨之华都心疼不已。然而，服从组织安排，这是共产党人的“天职”。无论前途多么崎岖，他必须前行。当时苏区遭到敌人封锁，吃了上顿没下顿，吃一两盐，都是特别的奢侈。

瞿秋白曾向张闻天请求，希望跟红军主力一同长征。张闻天向博古转达了瞿秋白的请求，遭到博古的反对。

后来有人描绘：此时的瞿秋白“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政敌们将他留下来，还美其名“从你的身体考虑”，留下来是“组织上关心你，照顾你”。

就这样，瞿秋白与年岁大的何叔衡等人留了下来，同时留下来的还有周月林和张亮等妇女同志。瞿秋白清楚，大敌压境，四面包围，要想活着逃出去，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本来，碰上万永诚，瞿秋白等人还感觉出现了一线生机，但幻想很快破灭。

瞿秋白被俘后，并不恐慌，他一面加紧与外界联系，希望得到营救；一面与俘获他的敌人斗智斗勇，努力隐蔽自己。他万万没有想到，收发员郑大鹏被捕后，不仅当面指认他，还拿出了“铁证”，瞿秋白如果再装，自己都会觉得不耻。

【在场】叛徒郑大鹏：为你忏悔

是的。瞿先生，船工老哥骂得对，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周月林、张亮等一批受牵连的人。我该死！

按理，我这样的小人有缘认识你，是天大的福份，我要好好珍惜。作为收发员，你每次将信交到我的手里，都是对我的信任。你总是那样微笑，那样温和。

有一次，你有一封寄给上海鲁迅先生的急信，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天色也不早了。我本想第二天帮你送到小镇的，但你非常客气地说：“还能赶上今天最后一班邮差吗？”我立即点点头，冒雨帮你送了信。回来后，你专门让人送来一套雨具和一个“光明”牌烛灯，说我辛苦了，这两样东西在雨天和夜里用得上的。

不久，我的母亲突发急病，我束手无策，偷偷落泪。你知道后，让我回家探望，给了盘缠和医资，特地说：“共产党人要有孝道，人人要有孝心。”

我回来后，正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蒋介石命令汤恩伯部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红军。当时，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宋希望濂率部驻扎长汀。在一次战斗中，我被俘了。

没想到，你和周月林等人也被俘了。

敌人对你们进行了审讯。最初，你们三人按照商量好的应答，没有发现什么破绽，敌人就将你们押往上杭县保安团部关了起来。

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武平县被敌人包围，不幸牺牲。

4月下旬，宋希濂接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宋希濂立即命人核查，对每个俘虏逐一辨认和盘问，没有发现线索。几天后，保安第十四团说俘虏中有叫林琪祥的人，很可疑。

结果，你被押往长汀师部审问。

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多次审问你，每次你都从容对答：“我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是一名医生。”

最后一次，吴淞涛很狡猾，他故意不吱声，只紧紧地盯着你。一段时间过后，他突然一拍桌子，吼道：“别装了，瞿秋白！民国16年，你在武汉讲演，我就在台下恭听，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

这一吼，的确有些突然，但你定定地看了对方一眼，不紧不慢地答道：“你真会讲故事，瞿秋白是谁？长得像我吗？”

吴淞涛气得浑身发抖，他一个箭步上去，揪住你的头发，用力往后一拉，飞起一脚，将你坐的椅子踢开，只听到你“啊”地一声，倒在地上，一口血，从嘴里喷出。“你给老子装，看我不整死你！”说罢，又一把将你托起来，举过头顶，吼道：“快说，你是谁！”只听你喘着气，呻吟道：“我、我是、林琪祥……”话音未落，你已经被高高地摔了下来。

当时我就躲在暗处，看到这一幕，心里特别害怕。我以为你这一摔，会昏迷过去，至少你可以装得昏迷过去，没想到，你竟然一声不哼，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还望着吴淞涛嘿嘿一笑，吓得他恐惧地叫了一声：“真是活见鬼了！”

无奈之下，吴淞涛使出最后一招，叫我出来指认你。

你见我进来，照例装着不认识，我怯怯地说：“瞿先生，我是郑大鹏，你的收发员，你还认识我吗？”

你微微抬起头，认真地看了我一眼，轻轻道：“我不姓瞿，也不认识你。”

吴淞涛一听，怒不可遏，把对你的不满发泄到我的头上。他恶狠狠地抓住我的头发，重重地扇了我一个巴掌，高举着拳头，歇嘶底里地吼道：“你这个狗娘养的，快说！他到底是不是瞿秋白？”

“我敢用脑袋担保，绝对是。”我顿时吓坏了。心想，如果指认不成，我肯定会受到严惩。我家有老母，且这么年轻，我可不想死。没办法，我只好将你寄信时给我留下的签名件拿了出来，递到你的面前，稍稍提高声音说：“瞿先生，这是你给我的签名件。你不会否认吧？”

你望着签名件，一怔，然后，你忽然一笑，说道：“既如此，你也用不着拿脑袋作担保，我也用不着再装了。对，我就是瞿秋白。这些日子，所谓‘林琪祥’、‘职业医生’之类，就算是一篇小说吧。”

“瞿秋白！哈哈哈！……”吴淞涛发出一阵狂笑，笑得浑身发抖，半晌，他才冷冷地道：“好，你总算是承认了。”

我不敢再看你一眼，悄声退出审讯室，全身汗透了。

后来，我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和开脱：瞿先生，你最先是被万永诚的太太徐氏出卖的，即便我不指认你，她也会出来指认。

就这样，我活了下来，但生不如死。我一辈子都活在痛苦的阴影里，活在对自己的谴责里，活在对你的忏悔里。

【故事】冤有头，债有主

其实，更应该谴责的是蒋介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下令国民革命军在上海捕杀共产党人，进行“清党”，这一天，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黑暗的日子。

那么，将介石为什么要“清党”，为什么对瞿秋白恨之入骨？

都说，“冤有头，债有主”，蒋介石要把对共产党的仇恨都发泄到瞿秋白这个“冤大头”身上。

众所周知，蒋介石是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出现的，并迅速成为他最信任的人。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张太雷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他不仅是瞿秋白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直接介绍人，也是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直接介绍人。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精心策划了“中山舰事件”，抛出《整理党务案》，大力排挤中共党员。张太雷十分气愤，发表《到底要不要国民党》的檄文，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气得蒋介石大骂张太雷。后来，张太雷再次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又一针见血地批驳了蒋介石的谬论。张太雷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时，他还前去莫斯科工会大厦瞻仰列宁遗容，参加了葬礼。孙中山生前对张太雷也很器重。蒋介石曾一度把张太雷视为眼中钉，但很快便将目光转移到瞿秋白身上。

蒋介石对瞿秋白本来就看不惯，但瞿秋白所行之事比张太雷更令他不爽，可以说，蒋介石对瞿秋白的恨由来已久，变本加厉。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动农民暴动，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蒋介石非常恼火，觉得只有土匪、流民和强盗才干得出这种事情。陈独秀也认为这是“农民造反”，他持明确的批评态度。

但是，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他不仅跟蒋介石等人唱反调，还公开提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毛泽东的这个惊人观点在党内引起巨大争议。

关键时候，瞿秋白毫无保留地支持毛泽东，他把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印成小册子，亲自作序，号召大家都来读读这本书，蒋介石恼羞成怒。

1927年4月17日，忍无可忍的蒋介石发布清党通电，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瞿秋白位居鲍罗廷、陈独秀、林伯渠之后，列在毛泽东之前。

在蒋介石看来，瞿秋白罪大恶极。南昌暴动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因为就在这次暴动前，瞿秋白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导者。南昌暴动就是他新官上任点起的第一把火。不仅如此，瞿秋白还策划指挥了一系列武装暴动，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了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各地武装暴动如星星之火，湖北、江西、广东、江苏、河南、河北等地纷纷响应。

1927年11月，瞿秋白密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广州暴动取得成功，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是蒋介石发家之地，是国民党老巢，侧卧之榻岂容他人酣睡？蒋介石气急败坏，迅速派兵镇压，虽然张太雷死于乱枪之中，但瞿秋白没有被抓住。

作为蒋介石心腹之患的瞿秋白仍然强调革命处于“高潮”，指示各地实行“三杀”：一是“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二是“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三是“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瞿秋白被捕后，仍然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原因是瞿秋白“不识抬举，极不配合”。

历史学家后来发现，在长征之前，瞿秋白已将张闻天、王稼祥（也属“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博古们从江西转移时不顾瞿秋白的再三请求，执意让他留下，本就有“借刀杀人”之意，客观上也达到了，而蒋介石居然还用手中的刀杀了他，真是愚蠢之极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1931年6月，瞿秋白之后的继任者向忠发被捕。虽然向忠发叛变了，把所知道的全部的机密悉数供出，蒋介石也下令“就地枪决”，但向忠发与瞿秋白岂可同日而语？

平心而论，对瞿秋白，蒋介石念他是个读书人，才华不凡，起初还试图劝降，只要瞿秋白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对前期所做事情进行“忏悔”，即可免死，但瞿秋白偏偏软硬不吃，从宋希濂到“中统”、“军统”，所有劝降者绞尽脑汁，仍一无所获。

“娘希匹！”面对一拨又一拨劝降者的报告，蒋介石失去了耐心，他青筋暴露，眼里露出了阴冷的杀机。

有无数条路，可以让瞿秋白“体面”地活下来，但他心意已决，选择了唯一的一条不归路，那条路的终点是黑洞洞的枪口。

【在场】狱卒：为你难过

瞿先生，不瞒你说，刚见你的时候，还真以为你是一名医生呢，后来被告知，你是共党的要犯，可吓了我一跳。作为一名狱卒，我每次前去提审你和押送你回牢房时，你总是那么儒雅、坦然、和气，与我头脑里的“赤匪”形象大不相同。

我没想到在宋将军获悉你的真实身份后，特地宣布六条措施：一、专辟一房间，书桌一张，纸墨笔砚和书籍若干；二、为你新买布鞋一双、白裤褂两套；三、每日按师部“官长饭菜”标准供膳，烟酒另备；四、每天允许你在院内散步两次，由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门口白天不用看守；五、除宋将军本人外，一律称“瞿先生”；六、禁用镣铐和刑罚。

我当时想，这哪里是坐牢，这分明是来休养的啊。

有一天，头儿让我多给了你半支蜡烛，没想到，你舍不得点亮它，而是将这半支蜡烛翻过来，用铁钉在蜡烛底部刻了一枚非常雅致的图章。头儿听说后，立刻跑到街上买了一把雕刻刀和一枚石章，让你帮他刻一枚私章。我们都以为你先描好字再刻，谁知你竟不用，操起刻刀，横一刀，竖一刀，不一会儿功夫，就完成了一枚图章，十分精美。头儿很开心，觉得你真有两下子。

你每天很有规律地生活，气势闲定。你写诗填词，雕刻图章，凡索要者，从不拒绝。有一回，你见我盯着你刻图章，便问我：“别人都向我要图章，唯有你不张口。你喜欢吗？”我点点头。你立即将图章送给了我，又问：“还想要点什么？”我麻着胆子道：“瞿先生能送我一幅字吗？”说真的，对于图章，我虽喜欢，但可有可无。若能送幅字，我更喜欢。

你微笑着，当即给我写下一幅字：“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见我一脸疑惑，你就轻轻打着拍子，哼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边哼，一边脸上露出光芒，哼了一会儿，你指着自己写下的字，突然停下来，然后握着拳头唱道：“一定要实现！”唱罢，你告诉我，这是一首唱给劳苦大众的歌，全世界人民都在唱，你让我也跟着唱。我轻轻哼唱了一会儿，虽然不明白“英特纳雄耐尔”是什么意思，但这首歌好听，易学，唱了感觉有力量。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你翻译的《国际歌》。

半个月后，我接令押送你到设在长汀中学里的师长办公室。宋将军笑容满面，将你迎入房间，挥手将下属都赶了出去。我正要退出，你对宋将军说：“这位小兵哥就留下吧，万一我攻击你，至少有个帮手呀。”

我一听，愣了。宋将军也怔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对我说：“好，你留下吧，”转身对你拱拱手：“谢谢瞿先生替我的安全考虑。”

待坐下后，宋将军问：“瞿先生生活得还习惯吗？”

你喝了一口茶，点点头，道：“囹圄之人，受此优待，实不应该。”

我终于知道，宋将军优待你，实想软化你，引诱你。

“哪里，哪里。鄙人军务繁忙，应该早来看你。”我从宋将军眼神里可以感受到他的得意：“这儿条件还不好，如能到南京，就会大不一样，对了，你的肺病好转了吧？我们的陈军医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医术不错。这些天，他都用了些什么药？”

“宋将军想多了。”你不卑不亢，回答道：“作为囚犯，给我什么药，我就服什么药，自己的病自己清楚，用不着认真治疗。”

宋将军听后一怔，认真看了你一眼，道：“瞿先生何以如此悲观了？命运掌握在你手里，身体或精神上是否有病，病多重，如何治，你是最清楚的……”

“行了，不必往下说了。”你突然打断宋将军的话，提高声音道：“第一，我是否有病，我当然清楚；第二，我的命运由谁掌握我也清楚，至少不是由你宋将军主宰吧。”

我真没想到，看似文弱的书生，内心却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我不明白，是什么支撑了你，在生死关头，你竟如此坚定。

宋将军气得脸色发白。他走到窗户边，冷冷地对我说：“带下去。”

我心一凉。我知道，你不配合，凶多吉少。

出了办公室，见我垂着头，你竟笑着说：“你看，我没有攻击宋将军，宋将军也没有吃了我。咱们打个平手吧。”

我笑不出来，为你难过。当时我还私下想，可能宋将军对你太“客气”了，要是动刑，你可能就会变节。但我想错了。

有个副官，姓贾，想立功想疯了，他背着宋将军，审问你。贾副官牛高马大，脾气暴躁，见你不配合，挥拳一击，你满嘴流血，一声不哼。贾副官命我搬来老虎凳，将你的双腿放上凳子，双腿并拢伸直。我和两名同伴用绳子把你的大腿捆在凳上，又用绳子捆住你的双脚，然后往你的脚下垫上砖头，越垫越高，你痛得浑身发抖，很快昏迷过去。

贾副官担心你死掉，赶紧命令放下来，让人端来一盆冷水，往你头上一浇，停了一会儿，你才缓缓地喘出一口气，睁开肿胀的眼睛……

几天后，宋将军又来亲自提审你，见你嘴唇肿，双腿抬不起来，便问你怎么了？你笑笑说，不小心，摔了一跤，磕坏了嘴巴，不碍事。

一旁的贾副官长舒一口气。我真佩服你的气度。说真的，如果你照实报告，贾副官一定会吃不了兜着走的。

就在这一次，你对宋将军提了一个特殊要求：“有些话我想写下来。”

我以为你要招供了呢。宋将军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吧，他立即命人送来纸墨，但你究竟要写什么，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你用六天时间写下了《多余的话》。据参谋长说，你写的东西，全是废话，对党国没什么用。

5月22日，将介石给驻闽绥靖公署发来一道密电：“派陈建中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三天后，追加一道密电：“加派王杰夫偕同陈建中与瞿谈话。”

陈建中原本就是中共的叛徒，王杰夫则是“中共自首人员招待所”负责人，两人都善于攻心，他们还根据你的政治地位、学识、性格、家庭状况等情况，专门研究了一套劝降办法，以为一定能够降服你。

然而，软的，硬的，都用了，在整整6天里，你先后接受了9次讯问，其中7次为劝，2次为审，皆无所获。

无奈之下，王杰夫把蒋介石秘密开出的优厚条件和盘托出：“委员长让我转告瞿先生，你可以不公开声明反共或写自首书，只是迁往南京养病，身体好了以后，你可以从事翻译工作或去大学任教都成。”

“你可以效法顾顺章，你的前任陈独秀此刻也在南京。”陈建中在一旁意味深长道：“委员长宽洪大量，希望瞿先生不要执迷不误，生命可贵啊。”

“哼，我既不是陈独秀，更不是顾顺章。”你扫了陈建中一眼，朗声道：“我是瞿秋白，你如果认为他俩的做法是识时务的话，那我宁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也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你他妈算个屁！”王杰夫恼怒极了，恶狠狠地道：“你想当英雄，敬酒不吃不罚酒。那就走着瞧！”

你忽地笑了笑，抬头望着窗外，心平气和道：“我爱酒、吃酒，既非敬酒，亦非罚酒，而是良心酒，自斟自酌，别有风味。”停了一下，他像是对王、陈二人，又像是对自己，轻轻说道：“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勿要撕破我的历史。”

就这样，劝降者一无所获，悻悻而去。

因为军医陈先生很同情你，见我很敬佩你，所以偶尔跟我聊起你的事。老实讲，如果不是陈先生说的，我真不敢相信，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事儿，都是真的。

暴风雨来临前，总是闷热而平静的。

果然，1935年6月16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下午接班时，我被告知：务必对你严加看守，因为南京来了密电，对你“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故事】营救：心有余而力不足

杨之华没有想到，丈夫的壮烈牺牲来得如此之快。

瞿秋白是杨之华的老师，杨之华不仅认识他的妻子王剑虹，还与她同时参加妇女运动。可婚后不久，王剑虹就患上了肺病，瞿秋白四处求药，但始终没能奏效，王剑虹撒手而去。

杨之华的丈夫沈剑龙是个开明的人，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叫沈晓光，后改名为独伊。王剑虹病故后，瞿秋白渐渐地爱上了杨之华。杨之华察觉出后，有些手足无措，独自离开上海，回到老家萧山。瞿秋白随即赶到萧山，与沈剑龙和杨之华进行一番坦诚的交谈。

尴尬之余，沈剑龙展示了难能可贵的君子风度。

《民国日报》在1924年11月27至29日，连续三天刊登他们的佳话：一是杨沈离婚、瞿杨结婚的公告，还有一个是沈剑龙身披袈裟手捧鲜花的图片，意为“借花献佛”，祝福瞿杨二人。

瞿秋白和杨之华十分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缘份，他们婚后相敬如宾，红袖添香，过了一段甜蜜幸福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瞿秋白从上海离开后，杨之华就陷入相思和担心的痛苦中。

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听说鲁迅病了，杨之华跑去看他。见面后，鲁迅气色很不好，急问道：“听说秋白在苏区死了，这个消息确实否?”

杨之华如雷轰顶，半晌，讷讷道：“不会吧？”

鲁迅异常严肃，道：“尽快把消息打听清楚后告诉我。”同时叮嘱她：“你也要多加小心!”

从鲁迅住处出来，杨之华立即找到妹妹杨之英，急问邵老那边的消息怎么样了？邵老是指邵力子。一个多月前，当听到丈夫在福建长汀被捕的消息后，杨之华心急如焚，对妹妹说：“秋白可能会牺牲，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杨之华当即写了三封信让妹妹送出去。一封是给蔡元培的，一封是给宋庆龄的，还有一封是给邵力子的。杨之华寄希望这三个德高望重的人出面营救瞿秋白。

杨之英不敢怠慢，立即去办。她把给蔡元培的信当面交给了他的大儿子蔡无忌。但在送宋庆龄的信时，因警卫阻拦，未能成功。给邵力子的信，因当时他在南京，只能拍电报告知。

值得一提的是，邵力子是杨之英的公公。

杨之英第一次婚姻，她的丈夫是邵公的次子邵志刚。作为国际共产党人，志刚不幸在瑞士遇难。邵公很悲痛，也很开明，他把杨之英当成女儿看待，几年后还亲自做媒，置办婚礼，充当证婚人，促成了她与吴元坎的结合。杨之英求助于邵公，除了这一层特殊关系外，更因为邵公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作为中共和国民党两党的元老，邵公曾与瞿秋白有过工作交织，很欣赏他的才华。瞿秋白被捕时，他虽在南京任要职，是蒋介石的幕僚，但在政治上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因此，如有机会，他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邵公方面还没有消息吗？我听说秋白已经……”杨之华说到这里，哽咽起来，泪如雨下。

杨之英听了很吃惊，她只好扶住姐姐，语无伦次地安慰道：“邵公方面……唉，南京方面……还不至于吧……”

实际上，杨之英无时无刻不牵挂瞿秋白的事情，也无时无刻不去催问邵公。但每次邵公都没有正面回答，不是“再看看”，就是“再等等”，或者“各方还在争取中”。

应该说，南京国民党高层多次讨论瞿秋白一案，意见不一。蔡元培认为，瞿秋白虽然作过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但现在已经失势，而像他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实在少有，应网开一面，为党国所用。

邵力子赶紧附合，指出“此人虽已失势，但影响巨大。若南京政府能容下此人，则天下共党莫不感佩之”。

但是，蔡、邵二人的一唱一合遭到戴季陶等人的严厉反对。作为蒋介石的资深谋士，戴季陶公然叫嚣：“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这样的乱臣逆子不杀，党国的威严何在？”

戴季陶是典型的机会主义者，既无真正的信仰，更无高尚的节操，周恩来曾评价戴季陶的人格“连妓女都不如”。正因为此，早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瞿秋白曾以极大的革命义愤，尖锐地批判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新右派反共反工农的旗帜，必须最彻底地粉碎”。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小册子，叫《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令戴季陶胆颤心惊，无地自容。

蒋介石虽然知道戴季陶借刀杀人、以泄私愤，但内心高兴。因为有了戴季陶的坚决，其他人也知道蒋介石与戴季陶穿的是一条裤子，便不愿再说什么。蒋介石既装着心胸博大，可以给瞿秋白“一条生路”，又提出条件，让瞿秋白来南京养病，最终为其所用。可惜，瞿秋白对蒋介石的“好意”毫不领情。

蔡元培和邵力子有心无力。

就在杨之华诉说瞿秋白遭遇不测的第二天，杨之英再次找到邵公询问。

邵公无比气愤又无限惋惜地说道：“蒋一定要杀他，一定要杀，没办法啊！”

早在“军统”和“中统”审讯前，瞿秋白就知道自己的结局。虽然与狱卒们打成一片，但能够交心的还是没有。好在军医陈炎冰为人还不错，瞿秋白想把后事托付给他。

一天上午，瞿秋白将狱中写成的《卜算子》《浣溪沙》《梦回》三首诗词手稿，连同一张半身照郑重地交给陈炎冰保存。

陈炎冰发现照片背后还题有文字，抬头是“炎冰先生惠存”，内容是：“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文末还有一简短跋语：“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瞿秋白1935年5月摄于汀州狱中。”

陈炎冰对瞿秋白把这些诗文和照片交付他感到非常紧张，也非常珍惜。陈炎冰觉得放在身边不安全，得尽快转移出去。经过反复考虑，最后他通过层层关系，将这些东西转寄给在美国留学的柳亚子的女儿柳无垢。

不久，《卜算子》《浣溪沙》《梦回》三首诗，在上海《人间世》杂志上发表，再后来还在阿英主编的《文献》杂志上发表。

陈炎冰感觉有些欣慰，终算感觉没有辜负瞿秋白的信任。

【在场】军医陈炎冰：为你痛心

我叫陈炎冰，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1927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医学院，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留学日本，在庆应大学就读。回国后，经国民党三十六师军医处长邱炳邦引荐，到该处当军医。

瞿先生，你不认识我，可我早闻你的大名。没有遇到你之前，我头脑里虚构你种种形象。宋希濂将军跟我说过你的过往，说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还聆听过你的课，对你钦佩有加，所以他一见到你，遂尊称你为“瞿先生”。

最初，宋将军的确想通过一系列优待让你回心转意，而你，用有限的“自由”和窄小的空间，跟这里的人打成一片，你刻章，写字，读书，作文，让这里的官兵几乎都把你当成了朋友。这不是好事，我很焦急，特别是你叫官兵学唱《国际歌》，把监狱当成了学堂，弄得宋将军十分恼火。但我不敢跟你明说，只希望你见好就收。毕竟，你是“人在屋檐下”啊。

有一天下午，你拉着我的手，指着外面的天空，认真地说：“现阶段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毛泽东同志以农村为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进而解放全中国，这是正确的革命路线。”

你说这番话时，眼里流露出的目光是那么深邃而明亮，我仿佛看到了一只苍鹰被关在铁笼里，它是多么地渴望飞向蓝天啊。

几天后，听说郭沫若去了日本，我问道：“你认识郭沫若吗？”

你点点头，道：“当然认得！”

我便告诉你，他到日本去了，如果你想联系他，我可帮忙。

你一听，马上取笔铺纸，略一沉思，很快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令我至今难忘：“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如尽量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工夫。”

后来我知道，这些话其实是为你写《多余的话》作出说明或交待，基于当时情形，你只能以曲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派“中统”和“军统”对你诱降不成后，你意识到自己余日不多，你微笑着对我说：“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失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属，特别是吾妻杨之华，也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给他们带来长期耻辱和痛苦。”

我无言以对。

你接着说：“到了这里，我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他们榨不出什么宝贝，一定非常不开心。我会过好每一天，跟每一个接触的人交朋友，包括宋将军和前来劝降的人。可惜蒋先生未必有雅量容下我。”

不幸一语成谶。

翌日上午，南京方面来了急电，宋将军把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和我等召到一起，传阅电报并下令：“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时刻，委员长的指令，我们要无条件地执行。”

接着，宋将军作了如下安排：一是让参谋长去你房间传达最高命令，看有什么遗言、遗物需要转达；二是加强警戒，禁止放风、会客；三是由我陪同你度过最后时刻，密切注意你的情绪，发现情况，立即上报。

第二天中午，当参谋长带着我到你房间宣布处决令时，你还在聚精会神地给一名卫兵刻图章。你头都没抬，习惯性说了一句：“请坐，稍等片刻。”你把我们也当成向你索要字画和图章的人了。

参谋长很意外，只好静静地等你刻完图章。当你抬头见到我们时，略略有些吃惊，恰好勤务兵端来一大盘酒菜，你似乎意识到什么，拍拍手上的微尘，站起来说：“嗬，伙食不错啊，今天是什么风，把参谋长也吹来了？”

“瞿先生，请先吃饭，条件有限，随便吃点。”参谋长颇不自然地说。

你可能发现我的脸色不好，而且一直低着头，便接上参谋长的话，说了一句：“好，先吃饭。雷公老子不打吃饭人。”

参谋长提起酒壶，倒了两杯，率先喝了。你故意打趣道：“也不敬我一杯？”说着，仰头喝了下去，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们一眼，吃了一口菜。

参谋长没话找话，说：“瞿先生，你来这儿多久啦？个把月了吧？”

“我从不记日子。”你自个儿喝了一杯，盯着参谋长，说：“怎么？要打发我上路了吧？”

“对的，瞿先生真有自知之明。”参谋长借着酒劲儿，严肃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行。宋将军和我多次苦口婆心，上回南京方面来人也真诚劝降，可你每每抗拒，每次都说‘既被俘，就没打算活着出去’。”

“这么说，南京的蒋先生不耐烦了？”你居然打了一个哈哈。

显然，参谋长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嘲弄，冷冷地说：“我宣布：师座遵照委员长电令，明天上午成全你，执行对你的死刑。”

你嘴角微微扬了一下，随即夹了一块肉，吃下，舒了一口气，一字一字地说：“这样做，才是蒋介石的风格！好，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说完，又特地给参谋长倒满一杯酒，递过去：“来，为这个消息，干杯！”

参谋长面无表情地接过酒杯，但又缓缓地放了下来。

什么叫视死如归？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如此从容？我的心突然一阵绞痛。

这时，参谋长咳嗽了一下，示意我说点什么。我只好看着你，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什么需要，或有什么交待办的，请尽管说。”

你一脸镇定，说：“没什么，我准备好了，随时起身赴黄泉。”

参谋长脸色苍白，嘟哝一句：“瞿先生，不急，你好好想一下吧。”

“那好。这些日子，我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还有一些遗墨。我死后，请陈军医帮我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一会儿我写下姓名、地址。”你望着窗外，说：“请参谋长报请宋将军照准。”

参谋长立即表态：“好，没问题，这些东西对我们没用，师座一定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

“谢谢你们。”你站起来，作了个送客的手势，微笑道：“对不起，刚才那个图章其实还没刻完，我还答应给一个小兵哥写一幅字。时间不多了，我赶紧做完这一切，然后可以长眠了。”

瞿先生，听了你这番话，我的心真像针刺一样，痛到骨髓里了啊。

当晚，你服了一点安眠药，睡得很沉，还打着轻轻的呼噜，而陪宿的我，却彻夜难眠，直到天亮。

我一直在想：我偷偷寄给你的爱妻杨之华的信，她收到了吗？

【故事】鲁迅：披肝沥胆为秋白

杨之华的确没有收到瞿秋白被捕后的信。但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自监狱并经过检查的信，信封上盖有特殊的蓝色长方形印章。1935年5月，鲁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信中用的是隐语。鲁迅立即明白这是瞿秋白被捕后写来的信：“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他立即通知杨之华过来，告诉她，虽然被捕，但身份还没暴露，需尽快保释。杨之华好不容易找到保人，连夜给做了两条裤子，鲁迅送来一些钱。她把裤子和钱给瞿秋白汇去，并在信中告诉他已找到铺保，请多保重。

被鲁迅视为“知音”的瞿秋白，为了他，鲁迅真是披肝沥胆，至死都在挂牵，这是瞿秋白不幸之中的万幸。

1930年5月，内山书店主人内山完造为好友鲁迅在拉摩斯公寓三楼找到一个住处。鲁迅带着许广平立即从景云里迁入公寓。这是租界的一幢国际化公寓，住户多为外籍人士。

很快，柔石、冯雪峰、郁达夫、史沫特莱等造成了鲁迅新家的常客。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一伙上台，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尽管瞿秋白违心地做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人并不罢休，他们采取“去瞿留周”的阴招，对周恩来实行“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但对瞿秋白则欲置死地而后快，不仅将他赶出政治局，强迫他写声明书，公开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25日凌晨一点，三封特急加密电报被送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情科。因是周末，特情科的负责人徐恩曾去了上海，留在办公室值班的，是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他是潜伏的中共地下党员。

钱壮飞很快破译了加密电报，内容是：“共党头目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自首。明早将顾解送至南京。三日内，可将上海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看罢电文，钱壮飞惊出一身冷汗，急忙回家，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女婿刘杞夫，让他赶赴上海，向李克农和党中央报告。

周恩来指示陈云，采取果断措施，及时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但唯独不见瞿秋白，周恩来又立即叫陈赓派人去找：“请务必找到并安全转移！”

原来，瞿秋白夫妇去了茅盾家，当晚正准备吃饭时，有人突然敲门，来人什么话也没说，径直交给瞿秋白一封信。瞿秋白展信一看：“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

瞿秋白倒吸一口冷气，这封信暗示中央出大事了，让他们快快转移。他顾不上吃饭，跟茅盾耳语了几句，叫上杨之华，从后门悄悄走了出去，终于化险为夷。

1932年初夏的天，经冯雪峰牵线，瞿秋白见到了鲁迅，真是一见如故。此前，两人书信不断，惺惺相惜。瞿秋白称鲁迅为“亲密的人”，鲁迅称瞿秋白是“敬爱的同志”。

瞿秋白失势受打击后，王明把持中央每月的生活费只发给他16.7元，当时，这点钱比最底层的工人挣的还少，瞿秋白夫妻生活难以为继。鲁迅获悉后，立即请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贴补家用。作为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瞿秋白翻译的文字不能见诸于书报刊，鲁迅冒着风险，帮他以笔名发表。

瞿秋白很感动，主动要求编选鲁迅的杂文选集，并洋洋洒洒写下1.7万字的序文，他毫不吝啬地赞美道：“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1932年11月27日，中共“特科”联络员，以秘密方式，向瞿秋白发出“警报”：“危险逼近，请速转移!”

“眼下白色恐怖，到处有眼线，去哪里安全？”瞿秋白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去鲁迅家避避。于是，瞿秋白与杨之华分头出走，约好在鲁迅家见面。

瞿秋白搭了一辆黄包车，兜了几个圈子，见无特务盯梢，便急速来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到三楼敲门，许广平开门，一见瞿秋白，二话没说，让他进来。瞿秋白道：“我最亲密的人呢？”

许广平告诉他：鲁迅到北平探望母病去了，几天后会回来。知道瞿秋白一定有紧急事情，便说：“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停了一下，问：“之华呢？”

瞿秋白答道：“有个叛徒认识杨之华，为防不测，我俩分头走的”。

许广平煮了点吃的，等待杨之华。一直过了好长时间，杨之华才悄然敲门进来。许广平道：“有人盯梢？”杨之华点点头，说：“转了好久，才甩掉尾巴。”

三天后，鲁迅从北京回到上海。一进门，见到瞿秋白，惊道：“啊，我的敬爱的同志，你们在这儿？”

“是啊。不好意思，打扰了。”瞿秋白道。

“哪里的话？请都请不来！”鲁迅很高兴，顾不上喝一口水，对瞿秋白夫妇嘘寒问暖。得知两人可能要住一段日子，他特意将自己的书房兼卧室腾出来，让瞿秋白夫妇居住，叮嘱道：“这就是你们的家，不用客气。”

这一次，瞿秋白夫妇在鲁迅家里住了十多天，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现实马克思主义论文集》一书的大部分就在此间完成的。

1932年12月11日，中央特科获悉，因为瞿秋白的原故，特务已经盯上鲁迅家。组织指派陈云执行这次转移任务，当时，陈云是全国总工会的党团书记。这是陈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鲁迅。

当天晚上，陈云坐着一辆黄包车，戴着铜盆帽，穿着旧西装大衣，悄然来到鲁迅家。陈云按照暗号，往门上轻轻叩了两下，门开了，许广平探出头。

陈云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史平。”

“史平”是陈云的化名。许广平立即请他进屋。当时，鲁迅穿着一件旧的灰布棉袍子，略带忧愁地说道：“秋白同志一切就绪，他的几篇稿子和几本书放在之华同志的包袱里，另外还有一个小包袱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

陈云很吃惊：“就这点东西吗？”

瞿秋白点点头，对陈云介绍道：“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回头指着陈云，向鲁迅介绍道：“这是史平同志。”

“真是久仰得很！”陈云由衷地说了一声。鲁迅握了一下陈云的手，关切地问：“这么晚了，又下着雨，方便吗？”

“没事，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陈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道。这一次见面，成了陈云永久的回忆。

后来，1933年2月初、7月8日和8月底，瞿秋白夫妇三次避风鲁迅家。最后一次，已是深夜，急促的敲门声，不仅将鲁迅夫妇惊醒，还惊动了东邻日本人和西邻白俄巡捕。他们打开窗子张望，鲁迅连忙挥手致意，道：“对不起，外地的亲戚来了上海……”

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路上，不断给鲁迅写信。收到瞿秋白被捕后的来信，鲁迅急得夜不能寐，想了许多办法，托了许多人，但效果甚微。不久，报纸公开发布瞿秋白被捕的消息，鲁迅的心顿时凉了，他明白瞿秋白凶多吉少。

果真，瞿秋白的噩耗传来，鲁迅悲痛欲绝，难以自抑。他在友人的信中写道：“中国人是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字里行间，跳动着仇恨与怒火。

此时，鲁迅已在病中，但他依然倾其全力，编辑整理其译作编成《海上述林》，他不仅亲自负责封面设计、编排校对，还安排插图，选择纸张和印刷。最后的时刻，他的肺病十分严重，经常吐血，仍操心不止。

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海上述林》上卷终于装订出版了。

当冯雪峰送来样书，病床上的鲁迅抚着书页，一字一顿地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

瞿秋白一定没有想到，病痛中的鲁迅为他做了这么多，且做得那样无怨无悔，尽善尽美。

杀害瞿秋白的刽子手林绩轩也一定没有想到，十六年后，因为留着一支刻有“瞿秋白”名字的钢笔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最终被作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遭到处决。

【在场】刽子手林绩轩：为你落泪

不错，瞿先生，我叫林绩轩。记得临刑前，你突然回头，问我叫什么名字，当时真把我给吓住了。

1935年，我担任福建省保安第14团的军需处长，因抓到你，团长钟绍葵对我很赏识。5月22日，他向南京发报，要求“给赏，藉资鼓励”。后来，上峰说要处决你，他推荐我给你行刑，并说这是升官发财的好机会，我当然高兴。

瞿先生，我这一生，杀人无数，什么英雄好汉没见过？实话说，只有你，让我真正有些心软。

我对你心软，不是因为你是大人物，也不是因为你是读书人，教我们唱过外国歌，而是因为你，看似清瘦矮小，弱不禁风的样子，却真正做到了大丈夫“砍头只当风吹帽，黄泉路上从容行。”

因为佩服，所以心软，后来听了陈军医的讲述，我真为你落泪。

6月18日是个好天气。早餐后，你换上洗净的白裤黑褂，黑袜黑鞋。陈军医给你泡上一杯茶。你要了一支烟，点燃。时间还早，你就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问陈军医读过哪些。陈军医心情沉重，说看得不多。你笑了笑，自个儿翻阅，吟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过了一会儿，你走到桌前，铺开纸张，提笔书写：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写完，你把陈军医叫到跟前，解释说：这是集句偶成一首小诗。第一句和第三句分别是韦应物和杜甫的，第二句和第四句是朗士元的。

陈军医虽然看不懂诗的全意，却知道这诗里一定寄托你深深的寓意。

恰在此时，军法处长传令该起程了。你犹疑了一下，说了一声“稍等”。你在小诗一旁奋笔草书：“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写罢，你将笔一掷，正正衣冠，昂首走出房门。

外面，士兵站成两排，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阳光洒在上面，被风一吹，一闪一闪的。你眯起眼睛，看了一下，忽然伸开双臂，像要拥抱风，拥抱阳光。

陈军医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来，有点哽咽，可我不理解，一个人怎么可以拥抱风、拥抱阳光的？

上午10点整，军法处长传令出发。你走出院门，挥着拳头，轮流用汉语和法语高唱：“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你高高地昂起头，脚步踏着节拍，后面跟着押送的士兵，你仿佛不是去赴刑场，而是带着众人去游行。

这一幕十分奇特。沿途老百姓驻足，目送，交头接耳。

阳光真好，风和日丽。悲壮的歌声在长汀的上空盘旋……

不久，我看见你走进戒备森严的中山公园，这里早已清场，没有游客。刚到八角亭旁，特务连长冲上前，喝道：“瞿先生，到了！”

我持枪一旁，屏住呼吸，颇为紧张地望着你。

遵照事先安排，你要在亭前拍照。你双手交背，挺直胸捕，两腿分叉，面带笑容，大声说：“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瞿某长逝前，尚有照片留之于世，何憾之有！哈哈哈……”

这时，一桌酒肴早已摆在八角亭里。你望望天空，又望望四周，然后一步一步走到酒肴前，坐定后，取过酒杯，倒满，对监刑的军法处长和特务连长道：“过来一起喝一杯吧？”两人又惊又怕，尴尬地摇摇头。

你又四处寻觅，然后问道：“陈军医呢？”

陈军医这才从后面小跑上来，带着哭腔道：“瞿先生，你独自享受吧。”说完，赶紧低头走开了。

“也罢。”你坐南朝北，自饮自斟，旁若无人，趁着酒兴，你又高唱《国际歌》和《红军歌》。

饮毕，歌毕，面对呆若木鸡的士兵和两排闪闪的刀枪，你走出中山公园，一步一步走向刑场。我跟在后面，保持二十米的距离。当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的草坪时，你回头对我们说：“此地甚好，我累了。”说完盘膝而坐，微笑道：“准备好了吗？”

那一刻，我的腿肚子突然一软，心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预备！”特务连长喝令。

作为行刑者，我赶紧端起枪，对准你的脑后门。

就在这时，你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回答，努力镇定自己。

你背过身去，振臂高呼：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声令下，枪声响了，你触电一样，扑倒在地。我凑近看了看，你的头埋进草地里，周围流出一滩黑血。阳光比任何时候都刺眼。几个验尸官急忙上来，他们将你的身子翻了过来，我发现你的上衣口袋别着一支钢笔，十分精致，便将它摘下来，发现上面还刻有你的名字，觉得很特别，我偷偷地留了下来。

你受刑两年后，即1937年，我的上司钟绍葵向南京邀赏成功，得到蒋介石接见，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中正剑”。因性格狂傲，仅仅过了一年，他就被内部人员处决于上杭监狱门口。

而我，拿着你的钢笔，苟且偷生了十六年，最终还是被抓，我毫无隐瞒，痛快地交待了这一切，很快就地伏法。

而你的那支钢笔至今保存在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里。

魂兮归来，你在天堂，我在地狱，也许，这就是报应吧。

【画外音】头上的月比以前更明了

你原本可以毫无争议地成为“革命先烈”，但《多余的话》成了你“叛党投敌”的罪证；

你原本可以被人“顶礼膜拜”，但《多余的话》留下你被人“掘墓鞭尸”的“把柄”；你流出的血原本浇灌着革命的鲜花，结出胜利的果实，但《多余的话》把这些鲜花变成了有毒的野草；你的家庭、特别是你的爱妻原杨之华原本可以分享荣光，但《多余的话》令她蒙受不白之冤，与爱女分离，被关进监狱达6年之久，直至1973年10月17日病危，她才被保释出狱，3天后含冤去世。

你是一只荆棘鸟，执着于自己的命运，勇敢地飞，毫不停息。暴风雨只能折断你的翅膀，摧毁你的肉体，却无法摧毁你的精神。

你写了，不后悔，那是真实的你。笼罩在你头上的乌云终于散去。正如你在《多余的话》中“告别”那样：“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你的女儿瞿独伊说：“父亲的才思、父亲的理想，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过早夭折，每回忆于此，总让人痛彻心肺。怀念父亲，也是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今后尽量没有这样的遗憾！”

是的，你不是不爱这个世界，恰恰相反，你以赤子之心，深深地爱着这个世界，因为爱，你头上的月比以前更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