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樑

一、向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虚无”说再见

20世纪中华文化的一大思想潮流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清朝到了末叶，国家贫弱落后，百姓泰半愚昧无知，而西方经济发达、船坚炮利、文化兴旺。众多忧患之士，为救国救民，要迎来“赛先生”和“德先生”；反过来，“孔家店”被打倒，线装书应扔进茅坑。知识界提倡“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甚至是全盘西化。在文学艺术方面，春柳社演出文明戏，胡适宣示旧体诗的各种“决不能”；文学、文化之根的方块字，甚至面临被废掉的厄运；欧美的诗歌、小说、戏剧以至文学理论、文化理论，形形色色全被引进神州大地。举例而言，1922年艾略特（T.S. Eliot）晦涩难懂的《荒原》（“The Waste Land”）有多个中文译本，其1917年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文译本也有十多个。

1949年之后的中华学术文化界，西化之风继续不断吹袭，文学艺术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包括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在台湾，在香港，1980年代之后在大陆，逐一或同时进入文艺场域，左右了无数作者和受众的口味。在有着两千多年诗学传统的中国，众多学者只用时新的西方理论，如心理分析、神话原型论、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这些，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患了“失语症”。西化之风劲吹，吹倒中华文化的大树小树。有知识分子忍不住了，向诗歌的“晦涩虚无”说再见，和语言的“恶性西化”划界限，这人就是余光中（1928-2017）。

余光中原籍福建永春，出生于南京；在南京和重庆读小学、中学，中英文俱优，先后在南京、厦门、台北的大学读的是外文系，对中西文学、文化有深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