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锋

上个礼拜，我最小的叔叔也死掉了。死因不明，具体是上个礼拜的哪一天咽气的，都没弄清楚。若不是好几天没见他独居在葫芦嘴旁边的土坯房子冒烟，我和天赐还浑然不觉，以为他又在闭门禅修呢。我们发现的时候，只见他盘腿坐在里屋正中间的一张稻草编织的蒲团上，没了呼吸，却保持着一副闭目养神的模样。

“有可能是饿死的？你看看，他连一张小小的蒲团都没占满。”天赐说，像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满仓的大米。他还种了好些蔬菜呢。”

隔天，我和天赐一起在村外的葫芦嘴的苦楝树下挖了个坑，先放入一口大陶缸，然后将他原模原样地挪进缸内。

“只剩咱两个了。”往缸盖上添加黄土的时候，天赐难过地说。

可不是嘛。偌大的村庄，二十多栋墙垣斑驳的旧房屋，现在仅剩我和天赐两人了。好像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人，近些年来，全成了旅客，偶尔到此一游，拿手机拍几张照片，发一回朋友圈，连住宿费都省了。

最让人生气的还不止这些，你是没瞧见他们趾高气扬的做派：一方面，从小汽车尾厢里拎出些水果、牛奶之类的东西，假装出手阔绰地送给你；另一方面，却不拿正眼瞧你，那嘚瑟的眼神，仿佛在说：“好好品尝一下吧，都是些稀罕玩意儿，有生之年，恐怕你们很难吃得到。”

我就十分不屑地看他们那副嘴脸。很久以前便是如此。总之，我和天赐是不被同龄人喜欢的。比我们俩后出生的小屁孩儿们似乎也受到他们的影响，稍微长大一点点，便学着他们的样子，拖个大黑箱子，逐一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