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竹君

我自幼在城市生活，和绝大多数城市人一样，当我远走他乡，我心心念念的，不是“绿树村边合”的古老乡村，而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钢筋水泥森林。

我的姥姥家坐落于一个极其普通的小村。在我的印象中，上小学以前，每逢回姥姥家我必定哭闹，那土墙围着的小院、墙上湛蓝的天、天底下龙钟的老枣树、树下肆意的小花，在幼年的我心里，竟像是没有半分色彩。后来年岁渐长，也许是一种普遍的敬老之心，也许是一种外延的爱母之情，也许只是因为理固宜然，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和我爱自小娇养我的爷爷奶奶的心是不同的。当我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便知道，这层心思，我赖不掉。

每当我从省城回到生养了我的母亲的农村，就会想起一句诗：“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生客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熟悉的陌生感也横亘在我和姥姥家之间，仿佛是仙侠小说中的结界，明明看得到，却到不了。我想这样的“结界”一定不独我有，也同样横亘在很多有乡村血缘的城市人心里。我给我们这群人起了个很不严谨的名字“农转非二代”，一部分人甚至繁育了“农转非三代”。城乡一体化除了协调城乡发展，也像一个橡皮擦，不紧不慢地擦掉了我们的乡情和乡忆，尤其对北方人而言。我们的上一辈从农村来到城市打拼，在城市立足，也爱着乡村。那种对于故土的孺慕之思，在我们身上已不可复现。有一句歌词“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多滑稽啊，火星上都已发现生命体，也许在你我可见的将来，就有人可以移民火星，而记忆中的故乡却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