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凯成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1990年代中后期之前，当代诗歌写作中出现过以“火”为核心的语象群，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50—1960年代诗歌”。得因于其时特殊的社会语境，“火”语象本身带有了更多的人为属性。列维-斯特劳斯曾在研究南美洲神话思维时，发现其中存在着两种“火”：一种是天上的、破坏性的火，另一种是地上的、创造性的火，即烧煮用的火。尽管不能就此判断“1950—1960年代诗歌”中的“火”完全属于后者，但它所具有的人为因素则使其充满了“制造(创造)”的意味。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烧煮之火”相区别，此时期诗歌中的“火”存在于特定的时代容器——“高炉”之中，而它所“烧煮”的对象并非维持身体机能的食物，而是集合了社会群体意志的“圣物”——钢铁。如诗句：

红火炉内火熊熊，/火里铜胚条条红，/哪怕浑身汗如雨，/保证札机不停工。//不怕炉内火焰凶，/烘钢工人赛武松，/铁钩穿透炉中火，/火中取宝最威风。

——《驯服条条金火龙》

小高炉，象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象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

——《小高炉》

白云深处搭帐篷，/铁炉建在高山巅，/拉起风箱火焰高，/炼出铁水象山泉。

——《铁水滚滚似火龙》

这些诗句描绘了熊熊燃烧的高炉之火，铁水及其所包含的建设热情则成为燃烧的唯一产物。此种写作建构出了火焰与高炉之间的固定关系，正如张光昕所看到的：“在意志亢奋炼钢年代，火的诞生不但提供了制造钢铁的热能来源，而且一手促成了浪漫主义豪情火苗般的扶摇直上……”正是在这一“浪漫主义之火”中，“燃烧”被锻造成固定的状态，火本身所内蕴的时间因素也饱含了群体意志，从而更多地趋于单一与平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