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启云

以前的记忆，都是琐碎的，也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喝酒。1987年的初秋，8月底，在邻居张启定家，是我喝酒记忆的开始。

那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接近十年，田地承包到户，每家人再不缺吃的，但可供支配的收入，依然可怜巴巴。

桃子园的水稻，从8月20日左右开始收割，先是制种水稻，收割母本，然后是父本，再以后是一代种。时间接得很紧凑，大约在9月1日开学前，就可以收割完。没有打谷机，不能用来收割母本，因为浪费太大，那时候一斤母本谷子，大约能够换七斤普通的稻谷。

我们家没有劳力，父亲去世后，能帮别人忙的机会几乎没有了，乡下人朴实，虽然别人也愿意帮我们，但我们自己无法心安理得。于是，母亲、我哥和我，就开始跟别人换工。我们换工的对象，首先是张启定家，按照辈分，我应该叫他舅舅。

割谷子主要是妇女和孩子，我几乎算一个成年人，自然要打谷子（在拌桶上摔打）。一天下来，真是直不起腰。成年人说，嫩狗儿遭不住砂锅子炖。到了晚上，照例要喝酒解乏。张启定舅舅特地去买了两瓶瓶装酒 （他们平时都喝几角钱一斤的散酒），就叫“春沙”，大约要壹元肆角一瓶。

酒是辣的，或者叫烧喉咙。这种辣，区别于辣椒、生姜、生大蒜，难以言传。但是，疲乏的身体似乎像接受一般辛辣食物一样，也接受了酒精。

我从来没有喝出过白酒的香，这个习惯坚持了三十余年，如果说稍有进步，那就是能够从白酒中体会到小麦、玉米或者高粱的秉性。

下酒的菜，除了农村的时令蔬菜——比如凉拌黄瓜、冬瓜烧五花肉、炒丝瓜等，酒桌上必不可少的是油炸胡豆瓣、油炸豌豆，这两种东西，几乎是每一个农村小卖部不可或缺的袋装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