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想政治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无论是在话语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数千年的人类政治史中，无数的变革甚至是战争与屠戮都是借着实现理想政治的名号而开始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滋生与发展离不开道德情感的支持与增进。韦伯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在当代繁衍的趋势，进而认为放弃先验的假设并使生产脱离宗教价值观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必然要求，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马克斯·韦伯伦理观的四点哲学议题。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道德伦理;资本主义精神

一、韦伯四点哲学议题之一：韦伯与新教伦理的起源

在《科学作为职业》的演讲中，韦伯从外部和内部条件讲学术面临的处境。一百年前德国大学面对美国化的处境，这一发展趋势在技术上的好处不容置疑，但是美国化带来的支配发展的精神与德国大学历史上传统氛围不一致，比如大型企业化的学术管理与老派教授间有极深的鸿沟。从作为标志的商学院改革的讨论可以看到，即便试图与历史遗产产生关联的路径也并不行得通。另一方面，学术体制的国家化使得学术内在灵魂丧失。韦伯的预言在二战后成为全球学术基本形态，这样的形态对于学术研究内在驱动会产生什么效果？李凯尔特指出“科学并不意味着世界的除魔，反而让人意识到世界的巫术”，但是我们看到，韦伯对自己有着清晰的控制，他时刻把握着激发他的理智之爱的激情。这使得我们要在韦伯对于时代和命运关联中重新发现和考量沉思生活和行动生活的关系。

韦伯更丰富的意涵在于，从学术转向政治的讨论，才能发现科学内在灵感来源于哪里。学者不仅是沉思生活的反映，当他站在讲台上公开发表观点，已经成为行动生活的重要部分，在韦伯看来，行动生活恰恰是新教伦理和现代生活最重要的面向，这也是他从行动角度构建现代世界的核心点。对于学者来说，不是理性钻研就能获得灵感，行动生活才是灵感的源泉。这样我们就回到韦伯对于政治的讨论。韦伯对于政治的演讲不仅是政治家的讨论，他开篇就说自主领导活动都算政治。政治作为职业当然讲的是国家，讲的是国家的支配、顺从和人与人权威关系，但是这些仍然适合于现代的所有个体。

在传统三种支配类型的讨论中，在传统的支配类型部分，韦伯讲了家产制与中国士人的关系，这不是韦伯随意为之。在卡里斯玛的支配类型部分，也能看到对于中国的引用。《儒教与道教》的讨论中，士人的影响缺乏“先知和英雄”的线索。卡里斯玛是韦伯的关注焦点，这在现代世界有不同的意涵。因为现代世界是群众政治，或者以群众政治为基础表现得政党政治。简言之，领袖民主制的危险在于精神上的无产阶级化。核心问题变成了这种权力感从哪里来？如何控制？如何保持人与事的距离？

二、韦伯四点哲学议题之二：统治者的肖像

理解《新教伦理》中的统治者肖像必须要从理解“个人-国家”这组概念在文本中的关系开始，因为韦伯心中的统治者肖像恰恰镶嵌在这组概念的中间。这意味着统治者肖像的包含了的两幅面孔，更意味着这两幅面孔之间的关联与张力会构成统治者肖像的本质与内在冲突。

《新教伦理》中的统治者是放在既有的社会角色的框架内进行讨论的，即一个社会中存在生意人（手艺人）、辅助者（军人）和护国者（统治者）。这三个角色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被冠以不同的话语，诸如括号中的内容，但基本的角色内核是固定的。这些社会角色的集合就是构成一个国家的全部人员。划定了国家的讨论范围之后，什么是一个新教伦理家就成为了随之而来的问题。对于韦伯来说，一个理想的国家意味着最好的国家最最像一个人，这样的陈述包含了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最为纯粹的集体主义思想——国家的个人化想象，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部分并且成为了国家浓缩后的一个产物;在另外一方面，是这种思想的贯彻基础——通过公有的形式消除国家内部的矛盾以实现国家内部的高度统一。不妨通过对比“个人-国家”关系的另外一部经典著作《利维坦》来对上述问题中《新教伦理》的态度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新教伦理》中的国家的个体化想象显著地区别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利维坦》的预设是个体的纯粹自由而导致的互相攻击的自然状态，国家是塑造出的保障个人权力不被侵犯的怪兽。个人以部分的自由作为交换形成了利维坦，却时时刻刻存在被反噬的危险。换句话说，霍布斯从个人出发去建构国家而韦伯从国家出发去建构国家，而韦伯这个潜在的出发点设定了《新教伦理》中理想政治下统治者的统治语境。

三、韦伯四点哲学议题之三：理性、德性与正义

我们首先需要关注这些概念在文本中的独立的意思。对于这些概念的阐述都集中于第四卷里格劳孔与韦伯的讨论之中，它们有的从属于特定的个体（如统治者），有的从属于所有的个体——即整个国家。厘清这些概念本身的意义以及互相的关系才能够从文本中剥离出一个更为清晰的统治者肖像，继而对“哲学王”的政治属性有更为深入的认识。韦伯认为“智慧”与“勇敢”是少部分人的特质来代表国家的伦理概念。在论证什么是“智慧”时，他认为智慧展现为设计国家时的谋划，并且这种事物是超越具体的一些领域的知识的（比如农业和制造业），是从整全的角度考虑国家事物的一种能力，所以自然是表现在统治者身上的。对于“勇敢”，则相应地表现在那些保家卫国的军士身上，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对于既定信念保持能力。这种信念是立法者所传达的关于法律的正确信念，这种保持则是不受情绪左右的一种能力。“节制”则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个人层面上的反求诸己，保证自己靠理智和正确的信念帮助，由人的思考指导着的简单而有分寸的欲望。韦伯认为这只能在那些天分最好且优秀最好教育的人中间见到。但在另外一个层面，集体性的節制却是一个国家协调一致的基础，就像整合不同音符形成和谐的交响乐一样的，需要每个音符的配合。

而正义，在韦伯的论述中，则成为上述三者产生并保持的一种制度性要求，并且把这种要求彻底伦理化了，试图在理论上建立“正义”这个概念从个人心灵到国家层面的一致性。他认为个人的心灵存在理智、欲望与激情三个部分，个人的正义的表现就是这三个部分的调和，自我主宰，秩序井然。这与一个国家是一一对应的，推演到国家层面，一个自然建立起来的正义的国家必然是三种人各做各的事情，互相之间不会僭越，完全根据自己的天赋去做自己应该做的来形成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善的国家。

四、韦伯四点哲学议题之四：新教伦理是理性主义的建设性工具

对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来说，新教伦理起着道德规范的作用，即，为资本生产者和管理者的见解，利益，情感甚至心态编制道德程序。这种建立通常是秘密进行的，并且具有很高的操作技能，因此具有道德操纵的性质。韦伯认为，新资本主义精神在道德上的道德运作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充分证明：

社会分层背后的宗教遗产。韦伯提到了一个非常普遍和奇怪的情况：在现代企业领袖和资本所有者中，新教徒占高级技术工人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受过良好培训的人。为什么同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倾向于教堂革命？为资产阶级是当时最经济的发达国家，并且在这些国家中崭露头角，他们不仅抵抗了这种空前的清教徒专制，而且阶级也抵抗了这种空前的清教徒专制。相反，已经发展出某种英勇行为来保护它。德国天主教徒较少参与现代商业活动，但是新教徒，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统治阶级，无论是多数还是少数，都显示出经济理性主义发展的特殊趋势？为什么将荷兰的加尔文主义地区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温床？韦伯认为，不同的原因只有宗教信仰的持续内部特性，而不是外部的历史和政治环境。

新教精神与资本主义的特定关联。为了发现新教精神的特定特征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关联，人们只能从纯粹的宗教特征中寻找它，容易找到的地方如下。首先，在现代的经济生活中，普利教人有很多所有者和管理者，这主要与受教育的种类有关。与想在人文科学中接受中等教育的天主教徒的意愿相反，普利教人更积极地想接受專门针对技术学习和产业以及商业活动的教育，取得天主教徒喜欢的教育所产生的心理和精神特征不辞辛劳家庭和家庭的宗教氛围决定了职业生涯的选择，因此决定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其次，改革不是废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而是将旧的东西置换成新的东西，即抛弃陈旧的、松散的、潜在的控制形式，所以改革受到欢迎。在行为的整体控制下，这无疑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资本主义对员工的行为有严格的要求。第三，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末世论、禁欲主义、宗教虔诚与资本主义的营利活动没有冲突。相反，存在着亲密关系，狂热和同样强大的业务。思维与判断力的结合通常是虔诚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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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忠华.韦伯学说[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5]京特·罗特.韦伯的新教伦理[M].辽宁教育出版社，（美）哈特穆特·莱曼（Lehmann，H.），2001

伊日贵，女，1996年2月出生，蒙古族，籍贯内蒙古阿拉善，就读于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宗教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