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所罗门之歌》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代表作之一，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精妙的语言，谱写了一部黑人奶娃自我找寻的英雄史诗。本文应用存在主义理论，具体分析主人公奶娃如何在充斥白人文化，专制父权的荒谬世界奋起反抗，重建自我的真正存在，继而在选择死亡的行动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和重生，并进一步探索奶娃死亡背后折射的黑人的生存状态，指出死亡不是解决黑人存在窘境的出路，唯有爱才是改变黑人命运的关键。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所罗门之歌》;存在主义

引言

托尼·莫里森，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她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钢城洛里恩的一个贫苦的黑人家庭。为逃避种族歧视，父母从俄亥俄州迁到美国南方，后又迁到北方。莫里森不仅亲眼目睹了黑人在白人霸权下的艰辛生活，更是亲身经历了这种受压迫的生活，为其创作提供素材和灵感。自1970年起，莫里森先后共发表了《最蓝的眼睛》、《所罗门之歌》、《宠儿》、《爵士乐》等11部长篇小说。其作品主要以黑人生活为主要内容，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艺术表达方式为特征，以揭示黑人生存状态为主题，特别是黑人女性生命存在的状态。《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在1993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夺冠之作，突破以往黑人女性叙事口吻的创作局限，以黑人男性人物奶娃的视角为该小说的叙述基调，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奶娃从荒芜到丰富，从困惑到成熟的自我找寻的精神之旅，折射了黑人的历史，发展和命运。《所罗门之歌》一经出版，就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外对于该作品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作品黑人性和非洲性的具体体现，如：宗教信仰、风俗、方言、民间传说、姓名、布鲁斯和爵士乐等传统音乐元素和文学传统，关注作品的文化文本性。其次，国外研究者把该作品与其他黑人作家的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深入分析作品主题和人物形象的建构。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应用不同理论对作品主题，叙事策略和人物形象进行剖析，如：新历史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批评、权力理论、成长小说、悲剧美学等。本文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分析《所罗门之歌》中黑人奶娃如何在白人文化占主流的美国社会与父权统治的家庭双重异化力量的压迫下，为追求爱与自由，选择反抗，在行动中实现了从受压迫的非自我存在向自由选择状态下的自我真正存在的转变。

存在主义主要产生于20世纪，尤其在二战之后受到欧国各国的追捧。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萨特、海德格尔等。他们强调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的本身。萨特在他的著作《存在与虚无》中指出，存在是自我的存在，自我感觉的存在，没有自我就没有存在，自我存在决定自我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4]6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鲜明旗帜。同时，存在主义者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个体在这个荒诞，毫无道理的世界里，充满忧虑和恐惧。但是，“人是生而自由的”[4]216，个体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特别强调，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个人意志作出自由选择，这种人就等于丢到了个性，失去自我，不能算真正的存在。人只有在现实的自由选择和行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此外，存在主义者强调个体应承担自我自由选择后的一切责任。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是最荒谬也是最真实的，他在人终将一死的残酷事实中发掘了一种积极的向死而生的人生态度：人只有先对死有真正的理解和领悟，才能真正领会和懂得生命的真实存在，实现个体自我的超越。《所罗门之歌》中黑人奶娃置身于荒诞的世界之中，面对种族歧视和专制父权的蛮横无理，他忠于内心对自由和爱的渴求，勇于选择反抗，并敢于行动，克服了非存在对存在的威胁，实现了非自我到自我的转变。奶娃更是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不断的生存处境中，领悟了死亡的真谛，选择死亡，达到自我本质凸显的最高点，实现了自我的重生和超越。

一、受压迫的非自我

存在主义者认为个体的人“被遗弃在世界中”[5]711，事物的存在不以人的意识所把握，人成为粘附于物而又游离于物的多余者。奶娃一出生就被抛掷在一个荒谬的世界，不能对外部环境做出选择和改变，成为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的他者，以及父权管制家庭中的客体，没有自我，呈现为非自我的生命状态。

（1）白人世界的他者

作为第三代麦肯·戴德的黑人奶娃出生在美国北方密歇城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尽管那时奴隶制度已被废除，但他未能逃离父亲和祖父想要逃离的生活，仍然延续了祖先们在白人剥削下的奴役生活，并继续在白人文化为主流的社会中重复先人们身为他者的身份。奶娃的祖父，第一代麦肯·戴德，一个毫无姓名，又不知来自何处，身上除却一张自由证书和一本《圣经》就一无所有的黑人，但他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努力了大半辈子，在一片荒地上开垦出一个“林肯天堂”[2]238，也是全门图尔县最好的农庄之一。他成为大家眼中不寻常的人物，“聪明的引水灌溉专家、种桃树的能手，杀猪的把式、烤火鸡的师傅，还是个能在转瞬之间把四十英亩土地犁平，还能边干边像天使般歌唱的英雄”[2]239。然而，他辛勤得来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命都交付于白人之手。白人嫉妒他的庄园，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开枪打死了老麦肯·戴德，抢夺了他的财富。更加讽刺的是，老麦肯·戴德死后留给后代的唯一遗产——姓名，竟是当时他在恢复自由民身份时，联军一个喝醉酒的北方佬就像白人给动物的随意命名一样，丝毫不负责地将老麦肯父亲的死亡（dead），误为了他的姓氏，从此这个意为死亡的姓氏成为奶娃家族不能弥补但又不得不持续下去的错误。奶娃的父亲，第二代麦肯·戴德从小跟在老麦肯的身边干活，像牛那般壮，耕地，挖土，打枪比大人们还要强。但是，在亲眼目睹白人残忍父亲，并夺走其庄园后，却没有权利索要身为儿子应当繼承的财产，反倒是藏起来，躲避白人的迫害。黑人在白人面前中就是奴隶，没有反抗的权利，只能无条件的顺服。而这一荒谬的价值观念渗透黑人自己的意识中去。父亲死后，独立生活的二代麦肯·戴德主动适应社会主流价值观，奉行“金钱就是自由”[2]167，并且和白人一样欺压黑人同胞。然而，他对白人文化价值观念的主动迎合和模仿，却不能改变他身为黑人处于社会边缘的事实。生活在这个种族歧视的社会中，第三代麦肯·戴德奶娃无论是像祖父一样活出黑人忠厚，勤劳的传统价值观念，还是像父亲一样主动适应白人价值观，都不能摆脱沦为他者的命运。

（2）父权制家庭的客体

畸形的家庭关系是使奶娃丧失自我的又一因素。首先，对于奉行白人价值观念的专制父亲而言，儿子奶娃就是一个他既想丢掉又想拽住的存在。麦肯·戴德在家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家人在他眼里，就如那些他待收房租的房客一般，到了交费用的时候，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妹妹派拉特设计帮助妻子露丝怀孕，公然挑衅麦肯·戴德的兄权和夫权。奶娃的存在打破了麦肯·戴德在家庭中擁有绝对权威的神话。因此，当奶娃在还在母腹的时候，麦肯·戴德曾多次使用各种手段使妻子露丝的流产。同时，麦肯·戴德在人前维持着白人文化价值观下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周末下午开着“柏加”轿车载上全家人出游这一家庭活动，不是为了建立亲密的家人关系，而是一种“使他感到当真是一个飞黄腾达的人物的自满自足的方式”[2]31。他十分享受别人投向他的羡慕，崇拜的眼光，更是注重自己在外的名声和威望。当他听见别人叫他儿子奶娃，就对这个名字深感厌恶，认为它不干净，听起来“肮脏、暧昧、淫秽”[2]15。同时，起名字与做父亲的他关系重大，独子的莫名而来的绰号让他有失身作为父亲的高大身份。麦肯·戴德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灌输给奶娃，并对其进行语言威胁，“你是我的亲儿子，我让你干什么，你才能干什么。可以解释，也可以不解释。只要你的两只脚还在我的桌子底下，你在这个家里就要做我让你做的事”[2]51。在奶娃决定离开这个家时，麦肯·戴德却不让奶娃离开，他要奶娃帮忙管理自己的事务，并试图用自己留给奶娃的财富来捆绑奶娃，操控奶娃的人生。其次，对于母亲而言，奶娃“从来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真正的人。他始终是一种情感”[2]134，是把自己与丈夫连接一起，从而恢复性生活的感情纽带。露丝在其父亲去世后，丈夫拒绝与她有性生活，为挽救自己不幸的婚姻，设计怀上丈夫的孩子，利用孩子来索要丈夫的爱。在夫妻双方不断激化的矛盾中，奶娃成为父母斗争的牺牲品。再者，对于情人哈格儿来说，奶娃就是哈格儿病态式爱的所属物。哈格尔出生在没有男性的家庭中，在外祖母和母亲宠爱下长大，只要是她想要的，家人都会满足她。对待这个具体亲缘关系的爱人奶娃，哈格尔像对待物品一样，想要占有他。这个“宣称爱他胜过她自己生命的女人，实际是爱他胜过他的生命”[2]169。哈格儿尔对奶娃拥有不到就毁灭掉的爱的偏执，一定程度上，成为对奶娃爱的枷锁。总而言之，奶娃在父子关系、母子关系以及恋人关系中，不是与对方处于对等的位置上，而是作为一个客体而存在。

二、反抗的自我

存在主义者认为人在不可控制的自在世界里，通过自我选择，在实际行动中能够实现自为的存在。安德烈·马尔罗在强调人生存的荒谬性的同时，“指出了反抗的途径，那就是行动”[4]21。小说主人公奶娃在面对不为自己意识左右的荒谬的异己力量：根深蒂固的父权和占社会主流的白人文化，顺从追求自由的个人意愿，有勇气地选择反抗，并赋以实践行动，在行动中塑造了自我。

（1）对父权的反叛

自幼在父亲霸权专制下成长的奶娃，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和感知范围的不断扩展，对周遭环境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自由有着更热切的渴望，对生命存在有了新的理解，开始违背父亲的教训，反抗父亲的专制父权。在开始为父亲工作之后，奶娃就走上了与父亲意愿相悖的反叛之路。父亲让奶娃在自己办公室里工作，学点真本事，多次警告他不要和派拉特一家人来往，但他却花更多的时间拜访派拉特的酒馆，还借着为父亲出租住宅的机会，结交了父亲眼中看为不正派的人。在对待黑人同胞的态度上，父亲冷漠，毫无怜悯之心，将拖欠房租的贝恩斯太太和她的两个孙子狠心撵出住房，并利用手中的几把钥匙，不断压榨黑人同胞为自己谋利。另一边，却又毫不羞耻地在黑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财富。相反，奶娃对待黑人很友好，拿他们当朋友来相处，他们也愿意跟他打交道，“同他开玩笑，给他东西吃，向他吐露秘密”[2]57。在生活习惯上，奶娃也尽量不同于父亲。麦肯把脸刮干净，而奶娃总是在脸上留点胡须;麦肯打蝴蝶领结，奶娃系活结领带;麦肯留背头，奶娃留分头;麦肯不喜烟草，奶娃烟不离手;麦肯辛苦攒钱，奶娃大把花钱。奶娃对待黑人同胞异于父亲的态度，以及生活习惯上与父亲的不同，都是在无形中对父亲权利进行侧面的反叛和消解。直到二十二岁时，奶娃为维护被父亲虐打的母亲，将父亲摔倒在地上这一大胆行为以及对父亲说出的狂言“你再碰她，再碰一下，我就把你干掉”[2]68，是奶娃第一次正面回击专制父权。以上奶娃对父权的反抗，基本上是围绕他人展开的，并没有过多地在对父权的解构中形成对奶娃自我存在状态的观照。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奶娃质疑了父亲向他关于金钱等价于自由的说教，大声喊出了自我内心的真实需要以及对父亲专制的深深不满。“我只是想要自食其力。自己找个工作，靠自己生活。你十六岁时就独立谋生了。吉他是十七岁。人人都这样。可我还待在家里，给你干活”[2]167。奶娃不想再听从父亲对自己人生的安排，想要逃离父亲对自我的约束，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巧用以南下寻金的机会，开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自由旅行。奶娃在一次次的对父权的反抗中，实现了非自我状态下的客体向自我状态下的主体的转变。

（2）对白人文化的颠覆

奶娃对以父权的反抗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奶娃对白人文化的抵制。父亲麦肯·戴德不仅是父权的集中体现，也是白人文化价值观的效法者与践行者。“他的思想、行为却像一个白人”[2]227。他放弃了对黑人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坚守，接受并践行白人文化价值观。麦肯·戴德认为金钱至上，否定任何不能带给他经济效益的行为和个人。他将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奶娃，并对奶娃的行为活动设以条件。“派拉特不能教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用的东西。也许她教的东西在下一个世界有用，可在如今没用”[2]56。他将自己从白人那吸纳的思想灌输给奶娃：“掌握财产。用你掌握的财产再去掌握别的财产，这样你就可以掌握你自己，也可以掌握别人了”[2]56。奶娃对父亲干涉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做法深感厌恶，并叛逆地与父亲处处作对，防抗专制父权，无形之中让他对白人文化筑起了壁垒。然而，奶娃对父权的反抗并不完全等同于奶娃对白人文化的颠覆，它仅仅是奶娃对白人文化反抗的一部分。这种对白人文化的反抗并不具有自发性和自觉性，它不是奶娃在认识到白人文化对以父亲为代表的黑人群体价值观的扭曲以及领悟到黑人文化价值重要性的基础上对白人文化做出的反抗，因此，这种一箭双雕似的反抗对反抗白人文化不起决定性作用。真正对颠覆白人文化起主导性作用的是奶娃自我对黑人文化的认同。他南下的寻金之旅拉开了反抗白人文化的帷幕，在他对父亲惦记了大半辈子的那袋神秘的金子找寻的南下途中，让他对自己的家族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自己本民族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在黑人文化中找到了家的归属感。顺着那个藏金洞穴的脉路，奶娃找到了当年帮助父亲麦肯和姑姑派拉特逃离白人的杀害的瑟斯，从她那里他了解到祖父遇害和父亲和姑姑两人逃生的故事;在从那些记得他父亲或祖父，以及听说过他们的老人那里，他了解到父亲以前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知晓了祖父是如何在荒地上开垦出能种出像佐治亚州品种的桃子的农庄，实现无数黑人心中的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而后又如何被白人残杀，夺走农庄的过程。随着对家族历史的不断认识，奶娃对自己家族的起源越发着迷。带着寻根的目的，继续南下，四处打听，了解到黑人常唱的歌谣其实就是自己家族的故事，那个飞走的售糖人就是自己的曾祖父所罗门，也知道了祖父母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他们的生活经历。在这些被黑人长辈从不同的角度重复的故事里，他看到了所有黑人的渴望，那是对自由生活的渴望。同时，从老人们对祖父的赞许中读到了他们对黑人传统文化的褒扬，对勤劳，智慧，忠实，淳朴等黑人传统民族精神的认同。在和南下途中的黑人相处过程中，他被他们的真挚淳朴，乐于助人的精神感动，对黑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产生认同。奶娃将寻金之旅变为了寻根之旅，找回了麦肯·戴德家族丢失的历史，完整解读了“所罗门不要把我丢下”[2]313这个孩子们口中的歌谣，认识到了黑人文化的价值以及自己黑人身份的意义。不仅仅如此，奶娃更是在反抗父权，抵制白人霸权文化，坚守黑人文化传统的自我选择和实践中活出了单单作为一个人，不被表上黑或白标签的一个存在着的个体人的自我，实现了从被压迫的非自我向反抗的自我的飞升。

三、超越的自我

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作为存在的终结乃是存在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是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死亡作为此在的终结存在在这一存在者向其终结的存在之中”[3]310。换言之，存在就是向死的存在，而死亡为存在的人提供了一种可能。存在的人“只有真正领会和懂得了死，才能真正领会和懂得生”[7]35，实现现实自我的超越。面对无处不在又不能逃离的束缚，奶娃选择死亡的方式，追求自我的绝对自由，实现自我的重生与超越。

（1）向死而生

萨特说：“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5]708。奶娃的南下寻金的实践是他完成了身为麦肯·家族一员应当找回家族历史的使命，承担了身为黑人群体一员应该维护和坚守民族文化的责任的重要体现，而他选择死亡的决定则是他自己在对自己负责。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中，他领悟到一个道理：“如果你把自己交给空气，你就能驾驶它”[2]347。为了追求自由不受束缚的生活，奶娃奋起一次次的反抗，拼命挣脱那个想要把他打造成第二个自己的父亲，那个想要让他和她自己一处想的母亲，那个想要他走开的姐姐莉娜，那个想要把他占有，不然就让死的哈格尔，那个想要他成为驯顺的肉体的白人文化……无数个来自异己的意志强加在奶娃的身上，他虽然奋力反抗，却是徒劳，只是从一个反抗的对象到另一个反抗的对象，从一个被动的处境到另一个被动的处境，但不能改变生存处境中自我被动，非自由的存在状态。南下寻金的奶娃暂且逃离了那个自己不属于自己的尴尬处境，享受自由也只是片刻的，相对的。吉克是奶娃的好朋友，奶娃对他无话不谈，甚至藏金的秘密也告诉给他。两人一起幻想着找到藏金之后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奶娃想要的不是吉克渴望的那些不能动的东西，而是可以载自己飞的飞机，带自己游的轮船，帮自己跑的汽车。然而，南下寻金无果的奶娃却被吉克误以为独自私吞了藏金，遭到吉克追杀性命的威胁，再一次落入受辖制的处境之中，再一次奋起反抗。“我不能让他指导和决定我的行动和去留，不能听凭他支配我去哪里和什么时候去。如果我现在下决心，我就要一辈子这样干下去，而他也会追踪我到天涯海角”[2]303。奶娃意识到他不可能摆脱这种周而复始的永不休止的压迫与反抗之间的较量，而无法摆脱的他人的存在与周遭的事物造就了自己生存处境。死亡成为实现其自我的真正与存在的绝对自由的适用方式。“要是一个人连选择为何而死的自由都没有，那他的生命又有什么价值？”[2]289奶娃为自己能够真正地存在，真正地活着，选择死亡。他本着向死而生的意志把自己交给了自由的空气，带着自己像坐飞机，轮船，汽车一样驶向永恒的自由。奶娃在死亡中，完成了自己活著的时候想要做的事情，实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因此，他不是在下坠，而是在飞升;他虽死亡，但却新生。

（2）由爱而生

弗洛姆在他的代表作《爱的艺术》中指出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把爱看作是人类对自己生存问题的一种回答。死亡似乎是帮助奶娃摆脱他在充满异化力量的荒谬处境中的痛苦和挣扎，追求完全属于自己的自由的唯一方式。在关注自身的生存意识下，客观事物不再是与主体自我对立的客体，而表现为一种处境。在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他人就是处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于生存在处境中的超越与自我体认”[4]8。换言之，奶娃除非死亡，否则无法摆脱生来就被强加的既定处境，无法摆脱干涉自我自由的他人。但是，如果父亲没有强迫奶娃成为像他那样的人，母亲没有企图利用她来恢复性生活，情人哈格尔没有把他当做个人物品一样占有，朋友没有出于金钱要他的命，奶娃的结局是否会不一样？“大家都在为了某个目的利用他，或者把他当成某种工具。他们在他的身上施展某些计谋，把他弄成了他们梦想的钱财、爱情或牺牲的工具”[2]169。弗洛姆指出，真正的爱具有创造性，能够让处于爱中的人得到共同成长，是“平等与和谐的艺术”[6]21。显然，奶娃在父亲，母亲，恋人，朋友那里没有得到真正的爱。然而，在束缚和伤害奶娃的同时，父亲，母亲，情人，朋友以及更多可能作为奶娃生存处境组成部分的他人实际上自身却是种族歧视、白人文化权、父权制度等的受害者。但是，这些可怕的异化力量并非是先存在而存在的，而是由于爱的缺失所致。那缺失的爱就是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爱，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家人之间的爱，所用存在着的人之间相互的爱。爱的缺失让一个受害者成为另一个受害者的施暴者，再让另一个受害者成为又一个受害者的施暴者，持续下去，整个社会将可能成为一个可怕的存在。死亡不是个体解决困境，实现自我自由的良策，唯有爱才能帮助无数个与奶娃一样深处窘境，渴望自由的黑人摆脱被压迫的悲惨命运。

结语

托尼·莫里森在她的创作《所罗门之歌》中，黑人奶娃面对种族歧视和白人文化霸权以及专制父权双重异己力量，按照自我追求自由，摆脱束缚的个人意志，有勇气地选择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一步步从一个非自我的受压迫者成为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具有硬汉精神的悲剧式的英雄人物，完成了从非存在向存在，从非自我向自我的新生。他的死亡是其存在自我的超脱，绝对自由的实现。托尼·莫里森借奶娃的死亡在揭示了个体在充满异化力量的世界里的无能为力之感的同时，留给读者一个问题：是否死亡是个体在异化世界里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唯一方式？莫里森也借着奶娃与家人之间的畸形关系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死亡不是出口，唯有爱才是黑人解决其困境，摆脱其被奴役的命运的对路。

参考文献

[1] Toni Morrison. Song of Solomon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2] 托尼·莫里森. 所罗门之歌 [M]. 胡允桓译. 海口：海南出版公司，2009.

[3]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4] 李钧. 存在主义文论 [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5] 萨特. 存在与虚无 [M]. 陈宣良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7.

[6] 弗洛姆. 爱的艺术 [M]. 萨茹菲译. 西苑出版社，2003.

[7] 邱枫，张伯香.向死而生——评《死者》中雪的象征意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02）：34-36.

作者简介：

吴慧、1997、女、汉族、河南大学外语学院研二学生、（学术）硕士、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