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英，雷少刚，陈孝杨，陈 敏，杨英明，李心慧，张旭阳，龙林丽，卞正富

(1.安徽理工大学 地球与环境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2.中国矿业大学 矿山生态恢复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116；3.深部煤矿采动响应与灾害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安徽 淮南 232001；4.煤炭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2209)

我国重点建设的14个大型煤炭基地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以及新疆等地区[1]。根据煤炭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预计截止到2020年煤炭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仍占近60%，立足于国内是我国能源安全战略要求，煤炭作为能源主体地位和压舱石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变化[2]。由于地理位置与气候原因，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占有量仅占我国的8.3%，水资源十分匮乏，生态环境十分脆弱[3-4]。加之国家煤炭开采战略重心西移及集群化、高强度的开采方式，使得西部矿区的地表生态环境呈现出强烈扰动的态势，使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日趋退化[5]。西部煤炭资源开发引发的生态环境约束依旧是社会各界关注焦点[6]，大规模的煤炭开采引起地表沉陷，影响塌陷区地形、水文、土壤等植物生境因子，从而导致植物生境改变、影响植被生长[7-8]。

当前我国西部矿区已开展了诸多且富有成效的植被恢复重建研究，形成了以表土改良、地表裂缝治理、植物根际环境改善以及菌根共生等为主的植被恢复与重建技术[9-11]。但是这些技术成本往往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