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 赵凯 林晨

摘要：中国的对非援助是中国对非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给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本文分析了进入新千年的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对非援助取得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探索了对非援助出现的一些挑战以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对非援助 成果 挑战 建议

一、引言

2018年9月3日到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这次论坛顺应许多非洲国家普遍愿望，着眼于中非关系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升格为了峰会级别，这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表明了中国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以后愿意与非洲国家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实现共同繁荣，构建休戚与共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中国对非援助，是中非交往的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对非援助，既有悠久的传统，同时也不断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援助理念、政策和方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成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非交流与合作有了机制化的平台，加之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对非援助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不过，援助项目尚有很多不足之处，需要不断进行调适。本文主要探讨了在新时期下中国对非援助的现状，展示中国对非援助取得的巨大成果，同时也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针对这些不足之处试图提出一些策略建议，以使中国的对非援助以及中非关系的发展行稳致远。

二、成果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非洲国家都接受了中国提供的大量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国际援助，支持它们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对非援助主要包括无偿赠予或无息贷款、成套项目援助以及经济技术援助，不讲求经济效益。1995年，中国政府改革了援助方式，开始以优惠贷款和合资合作为主。进入新千年以来，援助规模迅速发展，援助模式更是不断优化，更加注重提高非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援助方式也逐渐多元化，包括贷款、建立合资企业、出口信贷等。在这一系列的调整与努力下，中国的对非援助援建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第一，中国对非援助在推动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成果显着。根据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为893.4亿元人民币，其中51.8%完全地投入到了非洲地区。项目几乎涵盖了每一个非洲国家，涉及到了工业、农业、文教、卫生等多个领域。几乎在非洲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见到中国的援建项目。这些项目切实提高了非洲各国的基础设施水平，增强了非洲国家自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生产水平，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赞扬与好评。概言之，中国对非援助项目的总体设计是打包式、立体式的援助，取得了良好成效。

第二，中国对非援助促進了中非之间的合作共赢。中国的对非援助，已经从之前单纯的单向援助发展成了经济援助加经贸合作的模式，尤其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到经贸、投资等多领域深度以及全方位的合作，其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经济结构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已经建成了相对完善的经济体系，可以为工业基础薄弱的非洲国家提供所需的经验和支持；而非洲国家丰富的原材料和潜力巨大的市场也是中国所需要的。

第三，中国的对非援助理念、政策和方式为国际援助提供了新的思路。欧美国家的对非援助是条件先行。欧美国家的文化中心主义为其带来了各方面优越感，出于扶持与自己相似的政权以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往往附带着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以“民主选举”和“结构调整”为核心，重点关注人权、国家治理体系和多党民主等议题。但事实证明，西方国家这种援助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非洲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中国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强调援助方和受援方的平等互利合作。中国的援助给传统的西方援助者提供了新思路，拓宽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促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反思和审视对非援助的理念和政策，一些国家甚至指出，来自中国等“新兴援助者”的援助非常成功。

三、问题以及相应对策

尽管对非援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只有正视这些不足之处，认真反思，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才能够使中国的对非援助行稳致远，不断提高与非洲各国的合作水平。

首先，许多西方国家怀疑中国援助的动机，认为中国对非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掠夺非洲的能源。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与非洲合作关系的不断强化，中国的对非援助规模迅速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是指责中国的对非援助实际上是对非洲的掠夺，比如以能源偿债的“安哥拉模式”，就被他们指责为是中国打开安哥拉能源市场的“敲门砖”。对于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模式，西方国家也多有指责，他们认为中国不关注受援助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中国正在国际援助中扮演“不负责任的角色”。国际上对中国误解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重视媒体的作用，没有建立与中国援助相匹配的宣传机制去弘扬自己的援助理念和政策。

第二就是中国企业与当地人产生了矛盾。一些企业在与非洲进行合作时，的确有急功近利的行为，不尊重当地人的利益和诉求。如南非农林渔业部长乔马特·彼得森2011年12月不点名地说有些国家在非洲大陆的表现如同“新殖民主义”：“他们带来劳工、设备、肥料和种子，利用当地的土地种粮，最后撤走。他们没有给当地留下什么东西，可能只留下枯竭的土地。”尽管非洲国家的经济水平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但是由于大多数国家完全地继承了宗主国先前的法律体系，群众的维权意识非常强烈，企业工会影响力强大，也非常重视对企业的监督和对雇主的谈判。所以，投资企业在非洲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主动去了解当地人的风俗等，做到真正尊重当地人，取得当地认可。

最后，就是宏观调控不够。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高效、动态、准确的投资宏观环境评估体制和风险预警机制。中资企业进入非洲前，需要了解当地的投资环境。即便如此，单凭企业自身能力，很难全面把握风险，政府应是企业海外投资的首要把关者和宏观环境信息提供者。目前中国相关部门仍然不能对变化的形势进行及时跟踪和整体评估。如在利比亚发生动荡前，中国政府未作出任何预警，导致国内75家企业（包括13家央企）的大型项目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