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晴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写作中心，北京100084）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曰： “又一日，命诸生各带石板石笔铅笔及毛边稿纸出校门，至郊外一古墓；苍松近百棵。命诸生各自择坐一树下，静观四围形势景色，各自写下。”［1］113其时为1919年，钱穆正任后宅初级小学校长。据钱穆自述， “作文课亦令生活化，令诸生皆不啻如自其口出” ，是其半年中所得的一大教学经验，而研究者也往往将郊游写作看成是钱穆的创举，是其 “不拘一格、启迪心智” “个性教学”［2］77的典型事例。这则事例，自然有着钱穆自由发挥的成分在内，但从深层渊源观之，也是自清末新式学堂以来 “远足会” 教学传统影响下的产物。透过这样一个师生远足 “从游” 的小切口，观其澜而索其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晚清—民国—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教育教法等方面的内在一贯性与延续性。

一、远足：一个具有本土基因的舶来理念

所谓 “远足” ，即步行远游，或凭吊古迹，或采访事物，藉以扩展心胸、锻炼体格、增长见识。个人或二三好友的远足，自然能够在这两个层面受益，但 “若以处于适当监督下之团体行之，则其所得之利益，当比此更大”［3］1447，那就是 “群育” （mass education）效果的获得。这种由学堂组织的集体远足，在清末文献中被称为 “远足会” 。 “远足会” 注重校外现地教学，教师指导学生考察社会实况和自然现象、采集动植矿物标本、绘图写生、即景写作或归来撰写 “远足记” ，从而进行具有通识意味的直观薰育。

在清末，有很多教育者一直撰文呼吁，新式学堂应重视培养学生的活泼精神和体育素养，比较典型的便是蒋维乔《论学堂轻视体育之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