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健/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

四、坚守鄂豫皖苏区的担当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召开，沈泽民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1个月后，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加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组建鄂豫皖中央分局，沈泽民调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夫人张琴秋也一同前往。但3月28日的中央常委会会议又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中央分局副书记兼鄂豫皖省委书记。5月11日，中央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鄂豫皖省委的决定》，改任沈泽民为中央分局委员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1928年初至1929年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地区分别创建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4月，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三个地区的党组织组成了中共鄂豫边区特委。6月，召开了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1931年2月，正式组建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委。由此形成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根据地最盛时期包括周围20余县，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沈泽民夫妇离开上海经浦口、蚌埠，于1931年4月中旬到达中共鄂豫皖特委驻地安徽六安县金家寨。沈泽民一到，便找特委、县委和区干部及红军指战员谈话、开座谈会，深入了解情况。妻子张琴秋先是担任“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干部学校”（由鄂豫皖苏区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4分校改建）政委，后担任中共河口县委组织部部长、县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她调到所辖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任政治部主任。

1931年3月至5月，国民政府调集兵力约10万余人，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攻占皖西的麻埠并向金家寨进犯。这时，刚刚到达鄂豫皖根据地的张国焘和沈泽民与鄂豫皖特委领导人会面，决定集中主力首先打击深入皖西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经过几次战斗，歼敌三四千人，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5月，撤销鄂豫皖特委和军委，正式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此时的沈泽民情绪高涨，对前景充满乐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泽民在根据地积极组织开展反日示威和“扩红”，并准备第三次反“围剿”的各项工作。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沈泽民被选为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1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鄂豫皖苏区的原红四军与10月成立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全军近3万人。此后，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得到迅速发展，广大农民群众纷纷以人力、物力支援红军作战。1932年上半年，鄂豫皖苏区军民艰苦奋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至1932年7月，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

在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后，鄂豫皖根据地执行中央“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AB团’等反革命分子”（简称“肃反”）的指示，出现了“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问题。沈泽民一开始也支持张国焘进行“肃反”，但不久发现根据地大量干部被整肃，根据地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在后期工作中，沈泽民竭力保护了一批红军将士免遭迫害。在斗争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自己原来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社会管理方法以及对革命光有热情等都还很不够，要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甚至在自己病重时，也决不允许警卫员向老百姓买鸡来给自己补养身体。

1932年7月，国民政府调动约30万军队，发动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而此前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张国焘的头脑，也让沈泽民面对胜利充满了理想主义。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红军陷于三面包围之中。至10月10日，张国焘不得不作出主力“暂时离开苏区”向外线作战、伺机打回苏区的决定。不久，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实际上放弃了鄂豫皖根据地。已担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也随军转移。而此时，沈泽民在苏联期间所患肺病复发，身体消瘦并经常吐血，当大家劝他也一起随主力撤离时，他坚决表示：作为苏区的省委书记，他不能离开苏区；他的岗位是和军民一起保卫鄂豫皖苏区，坚持武装斗争。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政府出动20万兵力，继续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清剿”。1932年11月24日，沈泽民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干部会议，决定以留守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将剩余部队统编为所辖的第七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全军约7000人。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红二十八军。1933年5月，红二十五军曾发展到1.3万余人。历史证明，重建红二十五军和建立红二十八军，是沈泽民对苏区的重要贡献。

但当时的工作受“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影响，一味强调“反攻”和“夺回失地”，所以沈泽民制定了许多教条主义的战略决策，虽然取得一些局部战斗的胜利，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在省委与红二十五军的突围转移中，沈泽民肺病加重，躺在担架上随军行动。1933年10月16日，沈泽民抱病主持了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原本是要全面检讨工作、总结经验，但因敌人的进攻仅开了半天，最后决定派省委委员成仿吾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11月10日，沈泽民在病床上写成了给中央的报告，共1.3万字。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后，鄂豫皖根据地一年来的斗争情况，主要检讨了因省委没有很好地贯彻中央的精神、领导人缺乏军事经验、政治上薄弱等，造成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进而导致根据地斗争失败的严重后果，表示“今后唯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沈泽民最后在成仿吾的衬衫上写了“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并用俄文签了自己的名字。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员合影，三排左二为毛泽东，三排左四为沈泽民

1933年11月沈泽民写给党中央的报告

11月20日，沈泽民在湖北省红安天台山芦花冲刘家湾病逝，年仅33岁。1934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瞿秋白为中央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此前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时决定，将苏维埃大学更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以纪念这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开创无产阶级新文学作出贡献的忠诚的革命战士。

五、寻找烈士遗骸的记忆

根据各方面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沈泽民是1933年11月在湖北省红安天台山刘家湾隐蔽时病逝的。天台山位于湖北省红安和河南省新县的交界处。因此，关于沈泽民的埋葬地点，曾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在湖北省红安天台山对天河村刘家湾（又名芦花冲）；另一说是在河南省新县卡房乡的枣林山。其实，两地仅相隔十几公里，中间虽都是崇山峻岭，但却是当年沈泽民带领红军经常活动的地区，当地群众对这位共产党的大干部都怀有深切的感情。因此，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红安革命烈士陵园内有一座沈泽民烈士墓，河南省新县卡房烈士陵园内也有一座沈泽民的烈士墓。

卡房烈士陵园内的沈泽民烈士墓碑上注明，该墓是1963年由卡房枣林山迁葬于此。据新县党史研究部门史料记载，卡房烈士陵园始建于1963年，由当时的卡房人民公社把散葬在卡房境内的63位烈士遗骸集中迁葬于此，其中沈泽民烈士遗骸由胡湾村枣林山村民组迁葬于此。2007年，卡房乡政府对老烈士陵园进行了一次修缮和加固工作，重新为沈泽民烈士竖立了墓碑。2011年，将原烈士陵园进行改扩建，占地10余亩。卡房烈士陵园安葬着1200多名烈士，其中有名字的321名，没有名字的900多名。2014年陵园又进行了扩建改造。据回忆，1933年大敌当前，沈泽民将散落在根据地的各支武装和群众组织起来，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顽强斗争。后来，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辗转于天台山一带，也曾在卡房活动，住在卡房胡湾村刘咀。在刘咀那棵千年银杏树下，他坐在石磙上，召集党员围着碾盘开会。他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他留着小胡子，穿着灰色军服，腰里系着皮带，腿上打着绑腿，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沈胡子。以后，他的病情日渐恶化，1933年11月20日病逝于卡房枣林山境内。因当时条件有限，遗体就地掩埋在枣林山一户人家的山头墙旁，1963年当时的卡房公社将其遗骸迁葬到卡房烈士陵园。

而关于红安革命烈士陵园内的沈泽民烈士墓，则另有一段详细曲折的遗骸找寻记述。据红安党史部门史料记载，1954年春，时任红安县委书记马友才在武汉拜访当年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时，郑位三就向马友才提出希望红安县委帮助查找沈泽民烈士的埋葬地点。这是因为沈泽民病故时，郑位三正率部队在外地打游击，对沈泽民烈士埋葬的确切地点并不清楚。根据郑位三掌握的情况，1933年，红二十五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部队四处打游击，这时沈泽民的肺病复发。10月，部队从皖西北运动到黄麻地区，沈泽民又患上疟疾，部队为了便于游击，只好将沈泽民抬到天台山养病。沈泽民住在一个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的湾子里。在这里，沈泽民抱病完成了《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写成后第10天，沈泽民便病逝了。据说，沈泽民去世前的情景十分凄凉，在敌人“清剿”前，湾里的老百姓大都“跑反”（外出躲避敌人）去了，整个湾子只剩下几个年事已高的老人在家，沈泽民他们连吃饭都困难。牺牲前，沈泽民对警卫员说很饿，想吃点东西。警卫员上山找了半天，才找到3个快烂了的野柿子，沈泽民还没有吃完就牺牲了。因为当时敌情复杂，来不及找棺材，就将住户的两副门板拆下来，把烈士夹在里面，然后用野滕缠紧，就这样下葬了。当时，大门上的铁门环都来不及弄下来。烈士牺牲时，身上穿的是一件破旧的灰布军装，脚上穿的是一双黑胶底皮鞋。

马友才回来后，找到了民政科长熊梦英，将郑位三的嘱托转告给熊梦英。当谈到沈泽民病逝前住的湾子背靠天台山、面向老君山时，熊梦英回忆起天台山有个湾子叫刘家湾，新中国成立前打游击时他在那里住过。当时他的叔父在红二十五军，有一次找粮经过刘家湾时碰到他们，说起那里埋着一个什么书记，是用4扇门板埋的。马友才当即让熊梦英第二天带两个人到刘家湾进行走访，同时叮嘱：沈泽民牺牲时穿的是黑胶底皮鞋，这种黑胶底皮鞋当时只有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才穿；牺牲后是用门板下葬的，门板上的铁门环当时没弄下来。烈士已经牺牲20多年了，别的东西腐烂了，可黑胶鞋底和铁门环是不容易烂的。这次去调查，要特别注意这两点。

第二天，熊梦英带人来到天台山，在高山岗找到天台支部书记秦敬安，一行人来到了对天河村刘家湾，走访了很多老人，可走访者都不清楚这件事，因为当时敌人对天台山的“清剿”很猖獗，年轻人都“跑反”去了，几位知情的老人现在大都不在人世。只有一位老人提供了一点线索，说1933年有一次“跑反”回来，好像听说是有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在湾子里病死了，至于埋在什么地方就不太清楚。不过，后山坳好像有一个土包，但是不是坟墓就难说了。熊梦英他们随即来到刘家湾的后山，在山坡一块比较平坦的坡地上果然发现一个小土包，从土包的外形看，很像一座坟，但没有墓碑或任何标志物。他们从湾里借来锄头、铁锹，挖了一会儿，果然有朽木出现。很快便挖出了一根脚骨，脚骨旁赫然有一只黑胶鞋底。当时，他们就确定了这就是沈泽民的坟墓。熊梦英将脚骨小心地放回原处，用土掩埋好，然后带着挖出的黑胶鞋底返回了县城。

1959年春，在董必武的直接关怀下，红安烈士祠建成了。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红安籍老红军郑维孝参加了落成典礼。典礼结束后，郑维孝对当时的红安县县长叶绍先说，最近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经内务部转给省民政厅一封信，信是原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的爱人曾广澜写给周总理的。她建议能否在蔡申熙烈士的埋葬地点矗立一块纪念碑，供后人瞻仰。这样，修建烈士墓一事便提上了县人委的议事日程。红安在大革命时期为革命牺牲的烈士数以万计，光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2200多人，其中著名的烈士数以百计。经过慎重研究，拟定出5名迁墓烈士，将名单上报省民政厅，最后确定暂定迁葬两位烈士，拨款1000元修建烈士墓。这两位烈士是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烈士墓的外形参照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墓的式样，地点选在烈士祠后的稞子山上。1962年5月，董必武三度回故乡时，为两位烈士的墓碑题写了碑名。

县民政局的易有元负责沈泽民烈士遗骸的迁葬任务。易有元来到天台山脚下的七里坪镇，邀七请里坪敬老院院长耿显福一起，徒步前往天台山，找到天台山支部书记秦敬安一同前往。大家拨开荒草，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小土包前，清开杂草，深挖了一米多才发现了大门的木闩，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已腐烂的门板，清开烂门板便发现了烈士的遗骸。易有元将遗骨小心放入事先带来的木匣内。接着又发现了烈士脚上的另一支黑胶鞋底、军用皮带上的铁扣、军服上的4个纽扣以及4只铁门环。烈士遗骨取回后，县民政局迅速请来县人民医院医师夏惠民、马青等对沈泽民烈士遗骨进行清理登记。沈泽民烈士的遗骸保存较为完整，包括头颅骨1块、下颌骨1块、锁骨2块、脊椎骨4块、髂骨l块、肋骨1块、肱骨1块、尺骨2块、桡骨2块、股骨2块、脚骨2块、胫骨2块、肩胛骨1块。不久，沈泽民烈士的遗骨被放入烈士墓中封存。

红安烈士陵园内沈泽民墓

1963年4月15日，红安烈士陵园内举行了沈泽民、蔡申熙烈士遗骨安放仪式。1989年初，红安县党史部门又将整理的烈士事迹镌刻在墓碑背面，供人们瞻仰。

因此，无论是河南省的卡房乡，还是湖北省的天台山，都是沈泽民与当地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的苏区根据地，都是烈士难舍难分的红色故土。沈泽民为鄂豫皖人民的解放事业战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烈士的英名将与这里的山河共存，永世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