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聪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动下，返乡农民工的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农民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下返乡就业或投身创业，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返乡农民工就业一直都是“三农”问题的重点并且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劳动者的就业状态可细分为工资雇佣、自我雇佣和失业[1-3]。农民工在返乡后，无论是创办中小企业还是从事个体经营，其就业状态都可以归纳为自我雇佣。自我雇佣是农民工群体主要的就业状态之一[4]，是除了受雇与务农以外返乡农民工就业的重要途径和方式[5-6]。返乡后的农民工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自雇创业是一个理想的生计选择，既可以促进乡镇经济的发展，同时可以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此外，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疫情与经济下行压力相互叠加，农民工返城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自我雇佣作为非正规就业形式，是很多被迫留乡的农民工面临的就业选择，因此引导与支持返乡农民工通过自我雇佣实现就业，进而稳定和扩大就业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情形下，促进劳动力就业正在从追求就业数量向提升就业质量的方向转变，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同时更应强调高质量就业。因此，帮助与引导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返乡农民工通过自我雇佣实现就业，在增加就业数量方面发力的同时，更应关注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的就业质量，推动返乡农民工通过自我雇佣实现高质量就业。

就业质量这一概念最早由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在1995年召开的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大会上以“核心劳工标准”的形式提出。国内对于就业质量的评价多基于主客观结合的角度，采用收入水平[7-11]、劳动权益保障[12-13]、工作环境条件[14]等客观指标和就业满意度[15]、职业发展、就业前景期望等主观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许多研究关注到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16-17]，但有关研究均围绕进城农民工群体展开，鲜有研究探究返乡农民工就业质量，更缺乏对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的就业质量的关注。返乡农民工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的热点话题，特别是返乡农民工创业问题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涵盖返乡创业意愿[18-21]、创业行为[22]、创业绩效[23-25]等诸多方面。虽然创业者的就业状态通常被界定为自我雇佣，但是“创业”一词很难涵盖所有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26]。通过自雇创业的形式进入就业市场的返乡农民工，是乡镇劳动力就业市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目前已有研究缺乏对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的关注。

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拟借鉴学术界广泛应用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探究资本禀赋对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下文简称为自雇质量）的影响。另外，“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很可能与他们所预期的在回乡自雇创业时所能够获取的创业经营所需要素的多少和难易程度有关。可以预期的是，农民工能够获取的创业要素越多且越容易，则他们自雇质量水平可能会越高。所以，在考虑到资本禀赋这一“内源性”影响因素的同时，要引入要素流动这一“外源性”因素，更好地把握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水平与现状，进而深入探讨提高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可行路径。

2 研究假设

2.1 资本禀赋对自雇质量的影响效应

资本是指生产中可投入的生产资料，经济学意义上的禀赋则可指代劳动力、技术、土地等。综合现有研究，将农民工的资本禀赋定义为“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条件下，农户自身及家庭先天具备或后天获取的可用于生产生活的资源、技能和本领”，具体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等诸多相关构成维度[27-29]。在资本禀赋的衡量方面，最具有影响力的是DFID 提出的分析框架，该框架的核心是生计资本，并将其划分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等5 类具体的资本禀赋[30]。

目前，对于资本禀赋和就业质量关系的研究，学者着重关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对于其他类别与就业质量关系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但是资本禀赋对就业质量的重要维度——劳动力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并且不同研究表明各类资本禀赋的收入效应存在异质性。仁义科等（2015）[31]分别以月工资、日工作时间和工作稳定性表征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毛晶晶等（2020）[32]基于上海农民工调研数据，同样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显著。邓睿（2020）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作用。高梦滔和姚洋（2006）[33]利用微观面板数据，发现物质资本对于农户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冯振东和惠宁（2010）[34]通过对陕西吴起县1 105 户农村家庭收入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是拉开收入差距的间接力量。李聪等（2019）[35]认为，五大生计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及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度不尽相同。汪文雄等（2020）[36]以湖北恩施和贵州毕节农户为例，发现部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于农户增收脱贫产生显著影响。综合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资本禀赋是影响劳动力就业质量的潜在重要因素，但是不同具体类别的资本禀赋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假设H1：多数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2.2 要素流动对自雇质量的影响效应

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是指在生产活动中必须具备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自我雇佣者多为私营业主或个体经营者，因此，资金、土地等经营资源与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及可获得性是影响自雇者收入水平、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37-38]。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其可获得性也会随之提升，进而使个体经营者拥有较高的经营绩效。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显然事关返乡农民工自雇经营时获取要素的难易程度和多少。匡远凤（2018）[39]基于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理论推导与实证分析认为，乡村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大小会作用于创业要素的可获取性，如果在乡村可较为容易地获得创业要素和资源，则随着农民工个体人力资本的提升，其创业可能获取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零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因此，提出假设H2：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设定

3.1 数据来源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十部委公布的第二批与第三批返乡农民工创业试点地区名单，选定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咸阳市杨陵区与宝鸡市眉县作为调研区域。具体调研区域为杨陵区五泉镇、揉谷镇和眉县常兴镇、槐芽镇、横渠镇、汤峪镇等。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00 份，收回问卷224 份。调研主要集中在集镇附近开展，绝大多数受访者为兼业农户，返乡后仅从事务农或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工受访者仅有1 人，失业或待业仅有1 人，因样本数据量过少予以剔除。最终经过筛选保留有效问卷222 份，问卷有效率74.00%。按照返乡后的就业状态，将受访的返乡农民工分为自我雇佣和受人雇佣两组，其中自我雇佣的返乡农民工158 人，占比71.17%；受人雇佣的返乡农民工64 人，占比28.83%。

3.2 变量设置

3.2.1 被解释变量

以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综合性的概念，因此结合相关研究，从收入水平、工作时长、劳动保障、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出发，利用就业质量测度中经常用到的因子分析法构造出一种简单的因子得分，用以综合评价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具体指标选取见表1。

表1 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具体指标

（1）为检验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首先对数据指标进行KMO 与Bartlett 检验，结果见表2。其中，KMO 的值为0.722，Bartlett 球形检验的p值均为0.000，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选取的变量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表2 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KMO与Bartlett球形检验

（2）通过对评价量表数据的综合分析计算，得到相关阵R 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后，选择出3 个因子作为综合因子，并由选出的3 个因子得到因子载荷矩阵并使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旋转。旋转后得到因子载荷矩阵以及方差贡献率，见表3。由表3 可知，3 个公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64.722%，说明3 个公因子包含了全部指标信息的64.722%，基本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原始数据的信息。

表3 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因子载荷矩阵和方差贡献率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和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最终得到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因子得分。由于得到的自雇质量因子得分有正有负，因此采用极差标准化对得到的因子得分进行进一步处理，并将上述计算结果乘以100，最终得到返乡农民自雇质量评分，具体分布水平见图1。由图1 可知，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多集中在20～50 分，处于较低水平，说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有待提升。

3.2.2 核心解释变量

（1）资本禀赋。借鉴可持续生计框架，同时结合现

有文献，将返乡农民工资本禀赋具体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等5 类。在人力资本方面，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通常包括教育、技能和健康等维度，选取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表征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在社会资本方面，基于从网络、信任、规范等维度所界定的社会资本经典定义[40]，设计社会资本评价量表，基于10 个题项评价返乡农民工社会资本，通过因子分析得到返乡农民工社会资本因子得分（返乡农民工社会资本因子得分的计算过程与前述自雇质量因子得分计算过程相同）；选取近一年礼金支出，从投入强度的角度评价返乡农民工社会资本水平。在物质资本方面，选取生产设备现值、交通工具现值和家庭住房现值表征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在金融资本方面，一般而言，家庭经济条件越优越，其拥有的存款、债券等金融产品或金融资产越多，所以选取家庭经济水平表征返乡农民工金融资本。在自然资本方面，选取耕地面积表征返乡农民工自然资本。

（2）要素流动。根据乡村生产要素流动性这一潜在构念，根据多个方面和角度加以衡量的特征，从乡村商品生产和流通中所需的资金、土地、人才、信息和交通等重要生产要素和相关政策等方面分别设计题项，构成乡村生产要素流动性特征的感知量表，具体为李克特5 点量表形式，从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让农民工根据其“如果乡创业的话获取以上创业所需要素或资源的难易程度”进行打分，共10 个题项，样题为“从本地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比较容易”等。基于要素流动性特征的感知量表，通过因子分析计算出最终的要素流动因子得分（要素流动因子得分的计算过程与前述自雇质量因子得分计算过程相同），用以表征乡村生产要素流动性。

3.2.3 控制变量

劳动力外出流动带来的对于现代生产、工作方式的习得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劳动力的就业观念[41]，并对劳动力的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42]。所以，在控制样本性别、年龄等变量的同时，考虑到返乡农民工工作经历对于其自雇质量可能产生的影响，选取外地务工就业状态和返乡工作年限对返乡农民工工作经历进行控制。变量含义、赋值说明及其统计性描述见表4。

表4 变量选择、赋值及统计性描述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设定

由于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评价指数属于连续型变量，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各类资本禀赋对自雇质量直接的影响效应。但是，在分析资本禀赋、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时，需要考虑到样本选择问题。事实上，农民工是否选择自我雇佣并不是随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43]、自身经济条件[44]、社会网络等因素都可能对农民工选择自我雇佣产生影响，即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是经过选择后的样本。因此，采用Heckman 两阶段模型以克服自雇选择导致的样本选择问题。构建模型如下。

第一阶段，采用Probit 模型来估计分析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选择影响因素，这是一个定性分析阶段，用来判断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具体模型定义如下。

式中：p代表返乡农民工选择自我雇佣的概率，考察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若p>0，表示返乡农民工选择自我雇佣；若p=0，表示返乡农民工未选择自我雇佣。在第一阶段中，需要从Probit 模型中估计得到一逆米尔斯比率λ，表达式如下。

第二阶段，把第一阶段估计的逆米尔斯比λ作为一个新变量，采用OLS 估计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因素，估计模型如下。

式中：Y表示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Zi表示影响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诸多因素。式（3）为Heckman第二阶段的意愿结果模型，与普通OLS 方法不同的是，这里引进的比率λ用以修正样本选择的有偏性。实证分析时，如果该比率估计不为0，而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选择Heckman 两阶段决策模型是有效的。

4.2 计量结果及相应分析

运用Stata 15.0 软件得出相关回归结果，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 所示。其中，模型1 为未考虑样本选择偏误时采用OLS 回归的结果。模型2～模型7 是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问题时采用Heckman 两阶段模型回归的结果（第一阶段，即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选择回归采用的被解释变量来自于本研究设置的变量）。通过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资本禀赋和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影响，但是具体到不同类别的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存在异质性。Heckman 两阶段模型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逆米尔斯比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存在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也表明使用Heckman 两阶段模型是合适的。

表5 模型回归结果

4.2.1 核心解释变量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效应

在人力资本方面，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自雇质量的重要因素，对于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返乡农民工，其眼界宽、经验丰富，往往能更好地把握商业机会与市场需求，进而可以通过“创业型”自我雇佣实现高质量就业。结合经典的人力资本理论可知，受教育程度对于劳动力收入水平具有显著的促增作用，而收入水平是就业质量的重要维度，因此，受教育程度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不考虑其他类型资本禀赋的影响效应，健康状况对于受教育程度具有一定的显著影响，但是模型2 中这种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相对于其他资本禀赋，健康程度并不是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资本方面，近一年礼金支出对于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礼金支出通常被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表征变量，特别是在乡镇地区，人情社会更加重视“礼顺人情”，礼金支出金额越高往往意味着更加广泛和紧密的社会网络。同时，作为信息、资金等生产经营的生产要素的重要来源渠道，社会网络对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者的经营绩效、收入水平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相对于近一年礼金支出，在控制住样本选择问题和其他资本禀赋后，社会资本因子评分对于自雇质量影响并不显著。

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方面，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自然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现值、交通工具现值和生产设备现值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影响均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通过自雇实现就业的返乡农民工，其住房、交通工具、生产设备虽然作为其物质资本存量，但这些物质资本并不参与返乡农民工就业或经营活动。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多为小规模经营，物质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水平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家庭经济条件对于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效应同样不显著。但是，耕地面积对于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原因可能在于返乡农民工作为农业人口，并未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行为，因此耕地面积越多，返乡农民工收入水平越高，因而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

在要素流动方面，无论是否考虑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乡村要素流动性越高，返乡农民工在自雇经营过程中越容易获得各种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因而对经营产生正向的影响效应，进而提升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

4.2.2 控制变量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效应

控制变量方面，返乡农民工外地务工就业状态对于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外地务工时为自我雇佣的农民工，其在返乡后通过自我雇佣更容易实现“高质量就业”。原因在于，在外地务工时选择自我雇佣的农民工，其在返乡的就业选择上会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返乡后更可能延续自己在外的生意；并且在外地做生意时的经验、眼界使其返乡经营同业更容易实现较好的经营绩效。

5 结束语

基于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咸阳市杨陵区和宝鸡市眉县的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初步评估了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水平，运用Heckman 两阶段模型探索分析资本禀赋、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效应。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首先，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影响，但是不同类型的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

量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部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正向影响，但是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效应并不显著。其次，无论是否控制资本禀赋变量以及是否考虑样本选择偏误问题，要素流动均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正向影响。此外，在控制变量方面，外出务工就业状态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影响显著，表现出返乡农民工就业选择的路径依赖特征。

基于上述结论，认为要想提升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需要返乡农民工个人与政府共同努力。返乡农民工应维护好原有的社会资本，同时拓展异质性社会资本，提高社会资本利用能力，进而促进就业质量的提升。政府和有关部门可以从提升乡镇地区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方面入手，提高非义务阶段教育入学率并降低义务阶段教育辍学率，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来提高劳动力的就业质量。此外，在从“内源性”因素资本禀赋方面发力的同时，还应重视“外源性”因素要素流动的对自雇质量的重要影响。有关部门应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营商氛围，保障有条件、有能力、有意愿的返乡农民工通过自我雇佣实现高质量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