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主导性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然而，其蕴含的美学思想却历来为学界忽视甚或否定。进入新时期，这种现象有极大改观，宋明理学美学从个案到学派、从范畴到命题、从内涵到影响，被学界逐渐重视，并推演研究。相关研究着重体现在对宋明理学范畴的美学发掘、对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的研究及对宋明理学美学理论品格的探讨等方面。尽管这方面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和系统，存在许多可拓展的空间，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对当代宋明理学美学研究概况作了鸟瞰式综述，并对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作了简析，揭示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和可拓展空间。

关键词：宋明理学  美学思想  美学史  评析

作者潘立勇，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引论：宋明理学的性质与定位研究 [见英文版第24页，下同]

宋明理学作为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七八百年的哲学理论和社会意识，整体影响了中国中古后期至近代社会的意识和文明形态，也包括美学理论及其形态。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与港台及海外华裔学者传承儒家薪火，试图并实际构建“第三代儒学”，在传承原始儒学和宋明理学精神血脉基础上推广其全球普世伦理价值的取向不同，大陆在新中国刚成立的17年和“文革”期间，对宋明理学大体予以“唯心主义”“官方封建伦理意识形态”的负面评价。直至1981年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在杭州举行，形势才发生根本性改观。这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有来自国内外与会的知名专家、学者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269人参会，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对宋明理学重新进行了评价，开启了新时期宋明理学学术化研究。由此开始，学界普遍肯定“理学”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哲学思潮和理论形态，其主旨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传统之反拨，以及对佛、道挑战的回应，它是在中古社会背景下根据改造儒学与重塑儒学，并恢复儒学主导意识形态地位的需要而产生的，理学既是儒学哲学的最后完成，又是儒、道、佛三大思潮长期融合演变的结果。

有关“理学”，曾有“宋学”“义理学”“性理学”“新儒学”“道学”等不同称谓，其中“宋学”主要是以理学形成的朝代称谓;“义理学”和“性理学”主要是从理学包含的内容称谓;“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是以理学属于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与先秦“原始儒学”相对而言的称谓，这主要是西方汉学者和外籍华裔学者的说法。上述种种大体不宜取代“理学”的称谓，因为“宋学”既不能揭示理学所反映的思想内涵和外延，也不能标志理学所存在发展和消解的时界，理学其实是跨时代的文化思潮和思辨模式;“性理学”或“义理学”不如称作“理学”更为简洁明了;“新儒学”虽标志了“理学”作为“儒学”发展的阶段性，然而没能显著地标明理学所包含的对佛、道的会通的特质，另外也易与被用来指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也即当代儒学的“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相混淆——现在“新儒学”的概念更多地用来指称后者。因此，“理学”与前几种称谓梳理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唯有“理学”与“道学”称谓的关系较为复杂，至今仍在混用。笔者认为，“理学”这一概念比之“道学”和其他称谓更能揭示宋元明清时期这种社会哲学思潮和理论形态的内涵与特征。“道学”除在直感上易与“道家”和“道教”相混淆以外，在现代人的理解中还容易与“道德学”相混淆，其实理学的含义不仅较一般的道德学为广，而且较一般的道德学为深。牟宗三先生称之是“道德哲学”（moral philosophy），或“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后者的重点“则在形上学，乃涉及一切存在而为言者”。理学的主旨在为人的道德行为和准则建立本体的依据，因此，言言行行、事事物物务必追求其所当然之则和所以然之理，并从本体论的角度把所当然（人世伦常）等同于所以然（宇宙规律）。它所探究的“性理之理，是人生行为之内在的当然之理而有形而上之意义并通于天理者”，它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归根结底正是新在超越先秦传统儒学的朴素“仁学”视界，而赋予“仁学”的内容以天理的规定，并将两者直接合而为一。可以说，理学是在儒家伦理学说的刺激下完成，而又对儒家伦理学加以超越和升华，使之本体化、思辨化的理论形态。理学在理论内容、思辨方式、体系结构等各方面都超越了先秦儒家及其伦理哲学，它对道器、体用等关系的理论探讨及本体功夫论的建构使其包含了更多深刻和广泛的学术内容。

对于“理学”的外延，历史上也有种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理学是我国宋明时期断代哲学史的统称，这种说法把理学的外延圈得过于宽泛了。另一种说法以《宋史·道学传》作为划分理学家与非理学家的标准，这种以包含理学内部派别之争、门户之见的标准来规范理学的方式，显然失之偏狭。就笔者的理解，理学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与演变的主导性社会学术思想，它與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以及明清实学一起构成了中国哲学史和社会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中心环节。它既不能泛化为该时段的哲学和社会学术思想总称，也不能狭化为这一学术主潮中的某一派别。划定理学范围的基本标准只能是看其是否符合理学的基本理论主旨及基本理论形态。这个基本理论主旨就是“将伦理提高为本体，以重建人的哲学”，它的基本理论形态则是以形而上学本体论为特点的天人之学以及相应的修为理论的建立，即从宇宙本体论开始，过渡到人的本体论，最后达到人和宇宙的本体合一，注重“本体”和“工夫”是其根本的特色。

此外涉及理学内部学派之分，历来也有种种说法，主要有“二系说”“三系说”和“四系说”等。所谓“二系说”即将宋明理学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体系，这种说法在明代以后即日盛。“三系说”则出于现代，然又有两种说法：港台学者中有人主张将二程分为两系，然后系朱子之学于伊川一系之下，又将前之周濂溪，后之胡五峰等，收归明道一系，于是与陆王一系比照遂成为“三系”。大陆学者多取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体论，以二程、朱子为代表的理本体论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体论三系说。所谓“四系”说即在“三系”之外再加上胡宏湖湘学派的性本体论。

我们认为将理学主要学派分为气本体论、理本体论和心本体论三系比较妥当，这不仅是因为目前大陆多数学者已采取了这种看法，而且更在于这种看法更符合理学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行程。就理学的逻辑结构而言，“理”“气”“心”是理学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用现代的哲学语言讲，“理”是指形上本体，“气”是指物性本体，“心”是指心性本体。理学家无不谈论心性理气问题，也无不围绕这些基本范畴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气本体论是以物质性的“气”作为存在的本体和构建自己体系的最高范畴，理本体论是以形上理念“理”作为存在的本体和构建自己体系的最高范畴，心本体论则以心性明觉“心”作为存在的本体和构建自己体系的最高范畴。就理学的历史行程而言，大致可分为奠基时期、成熟时期和瓦解时期，张载、朱熹、王阳明恰好是三个时期的关键代表。张建立理学，朱集其大成，王使之瓦解，这是历史行程的必然。张载的气本体论标志着由宇宙论转向伦理学的逻辑程序和理学起始，朱熹的理本体论标志着这个理学体系的全面成熟和精巧构建，王阳明的心本体论则导向理学体系的自我分裂与瓦解。由他们各自的前驱及追随者组成了理学中最具特色和影响的三种倾向与派别，而其中又以朱子理学本体论为最典型的代表。

总之，理学是我国宋元明清之际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社会学术思潮与理论形态，它不仅是影响广泛的哲学思潮，而且是精致成熟的思维模式，作为一种主导思潮，它在中国历史上持续了800年之久，渗透到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作为一种完整系统的思维方式，其影响更为深远。

二、理学范畴及其蕴含的美学因素研究 [26]

据王培友的整理，两宋“理学范畴”相关的理学著作，历史上数量已经非常丰富，呈现出义理严整、“范畴”众多的集大成式的理学体系。特别是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庸总论》《中庸总说》，程端蒙《性理字训》，陈埴《四端说》，陈淳《北溪字义》《严陵讲义》等，都对朱熹闽学的基本“范畴”的精确化、严密化程度有所提升，贡献很大;而陆九渊“心学”则由其高足杨简、袁燮、危稹、邹斌、舒璘、沈焕、舒琪等人的递相发挥和完善，在南宋“嘉淳之际”也形成了极为完整的陆学体系，其中，杨简《慈湖己易》《先圣大训》，袁燮《絜斋粹言》，舒璘《广平类稿》等，发挥和完善了陆九渊理学诸范畴。此后，明代有张九韶《理学类编》，胡广等辑《性理大全书》，邱浚《大学衍义补》，湛若水《格物通》，刘宗周《圣学宗要》，清人李光地等人奉敕撰《御纂性理精义》，陆世仪撰《思辨录辑要》，李光地、徐用锡撰《榕村语录》等，往往以理学“范畴”来以类相辑，纂集前人理学论述，再断以己意;在清人陈梦雷、蒋廷锡等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学行典》中，以学行、理气、理数、性命、性情、性、五常、巧拙、名实、诚伪、心学等为部类，把理学“范畴”内容分类辑成300卷，可算是清代对于理学范畴的集大成式的整理成果。

作为中国儒学正统的理学自13世纪开始外渡，先后影响韩国，风靡日本，成为东亚邻国官方哲学达数百年之久。到16世纪末步入欧洲而于西方视野中对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乃至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美学观产生影响。海外宋明理学及其美学相关的范畴与体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北美和日本。

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是20世纪后半期北美宋明理学和朱子学研究的先驱，在与狄培理（Wm. Theodore de Bary）、华兹生（Burton Watson）合作编辑《中国传统之本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1964年）的理学部分内容时，系统地翻译阐释了“理气”“天地”“性命”“心性”“仁”等基本范畴，并将《近思录》《传习录》《北溪字义》等宋明理学原典译为英文，纠正了1922年卜道成（Joseph Percy Bruce）在《朱熹的人性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by Chu Hsi）中对宋明理学英译和理解把握上的一些偏差，其中学西传的功绩，令世人瞩目。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狄培理在其著作《中国的自由传统》中挖掘理学（新儒学）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从“自”出发，阐释了“自由”“自然”“自任”“自得”等单位概念（unit ideas），并深入分梳“自得”一是为己之学带来的自我满足，二是因为“内心的默识及贯彻，好在自己心中自然地寻到道”。这种追求内在道德的自主性所表达的是一种独特的传统中国审美中的道德和文化的个人主义，宋明理学家追求的完美生命境界经常与自我的约束内敛连在一起，说明理学所追求自由的途径就是道德个体的完成，这种个人成圣的境界正是真正的美学意义上的自由。

陈荣捷与狄培理属于北美新儒学中的解释型学者，更侧重于宋明理学经典文本的阐释与重新整理，而另一种构建型学者则开始对体系进行创新探索。如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K. Bol）在《历史上的理学》（Neo-Confucianism in History，2008年）中將“天理”的“理”创新性地翻译为“一致性”（coherence），因为对于宋代思想者来说，“理”不是某种为了逻辑完整的命题性语言（propositional language），而是绝对实在的东西，必须去切身感受他们所感所思。因而理学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术，学习的对象就是“学”本身，而学习的目的就是把自我塑造为社会上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对于“学”的肯定源于他们的对“统一性”的信心，而这个“统一性”贯穿了上古社会乃至宇宙与吾心。美学的终极功能在于人格与人性的和谐完满与自由实现，在这关节点上，不难发现立足于道德形上学的宋明理学范畴有其独特的美学内蕴。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与斯坦福大学东亚系教授艾朗诺（Ronald C. Egan）都注意到了宋朝以降士人审美追求与（由传统儒家观念制衡的）美学鉴赏限度之间的张力形塑了追求的边界，试图从中梳理整合在创作、鉴赏、批评以及日常经验领域中的美学，但是在总体上主要停留在对宋明时期的一些文艺美学范畴及其体系的梳理与阐释，没有注意到对宋明理学美学范畴的深入挖掘，缺乏更深层的哲学美学层面的提炼，这亦是北美汉学界整体对宋明理学及其美学的范畴与体系研究的弱环。

得益于日本的书志学传统与文献保存优势，日本学者在宋明理学相关文献古籍的搜集，编制目录、图录，校勘、整理上历来成果丰硕。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吾妻重二主要专著有《宋代思想的研究——围绕儒教、道教、佛教的考察》（2009年）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2012年），在2010年与中国学者吴震合编的《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中脉络清晰地梳理了理学上承周敦颐，下启宋元明清的哲学和文化传承，详细分析了宋明理学与道教、佛教、六朝玄学，乃至阳明学、耶稣会士的学问、考证学之间的影响关系，以探讨同时代的理学体系。

告知大学教授绪方贤一在《中国近世士大夫の日常论理》（2014年）中从儒学承担者生活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间视角出发，继承了19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兴盛的地方精英论（local elite）及地域社会论而着眼于思想与道德伦理，以家训、劝善书、《孝经》等为对象进行考察。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是九州地区新儒教运动的主要推手，著有《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续东洋之道》《现代的阳明学》《儒教精神和现代》《王阳明纪行》等。在其代表作《王阳明与明末儒学》（1970年）中运用“内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从宋代到明代展开的由二元论到一元论、由理性主义到抒情主义的思想嬗变，与之同步的在儒学方面由理学（性学）向心学嬗变，在文学方面由模拟向性灵嬗变，在艺术方面由技巧向感性嬗变，进而于理学范畴凸显为敬转向乐、道德人性转向自然人性、伦理转向美学，这种理学范畴内在的矛盾张力，使得理学美学范畴的形成成为必然。

综上，以美日为代表的海外学界（主要是汉学界）对宋明理学及其美学的范畴与体系领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宋明理学范畴的研究，切入角度丰富且新颖，研究方法也别具特色;然而，对理学与美学的内在关系及直接影响关注不够，这些研究成果只能作为外围或基础性的参照。

再回看国内，近百年来，思想史、哲学史类研究往往通过对理学“范畴”的阐述，从总体上把握理学家的主要理论体系及其思想，如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1957年）、《中国思想史纲》（1980—1981年），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1958年），钱穆《中国思想史》（1952年），黄公伟《宋明清理学体系论史》（1971年）等;从理学研究史来看，也基本上是从“范畴”入手来实现对宋明理学的总体把握和研究，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1968年）、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1985年）、陈来《宋明理学》（1991年）、蔡方鹿《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2011年）等，张立文更是在1989年集中主编了“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包括《理》《气》《道》《性》《心》等。

当代中国大陆较早对宋明理学范畴做系统研究，并切入美学内涵的是蒙培元。他在《理学范畴系统》中把理学范畴分为四大部分，一是“理气部分”，包含“理气”“道器”“太极阴阳”“理一分殊”“神化”“一两”“形上形下”“体用”等范畴，表达了理学对宇宙本体的看法;二是“心性部分”，包含“性命”“心性”“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性情”“未发已发”“道心人心”“理欲”等范畴，表达了理学对社会人生的看法;三是“知行部分”，包含“知行”“格物致知”“德性之知见闻之知”“涵养省察”“敬静”等范畴，表达了理学对沟通主客体的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看法;四是“天人部分”，包含了“天人合一”“心理合一”“诚”“仁”“乐”等范畴，表达了理学对理想境界的看法。这四部分范畴，其实包含了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精神哲学的内容，其中也包含了艺术哲学和美学的内容。

在笔者看来，如果不是孤立地执着于范畴的字面意义，而是从内涵包容的角度对它做更深入的、辩证的、综合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这些貌似与美学相距千里的理学范畴其实可能包含着深刻的美学内容，它们不仅仅为美学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有的本身直接就属于美学范畴（如“文”“乐”）。可以这样认为，在理学范畴系统四大组成部分中，“理气部分”包含着对美的本体和现象的解释，“心性部分”包含着对审美情感及其心理机能的认识，“知行部分”包含着审美认识和审美修养方面的内容，“天人部分”则更是集中地包含了理学家对人生的审美体验和审美理想。

在美学界，20世纪80年代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1985年）和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1984—1987年）都提出要重视传统范畴的研究，明确提出将立足民族特色，分析、研究本土美学范畴、命题及其体系构成，作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重要任务。在此影响下，一系列专门研究美学范畴以及总论美学范畴的成果出现，蔡钟翔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1989—1996年）首开其先，继者甚众，如杨成寅《美学范畴概论》（1991年）、彭修银《美学范畴论》（1993年）、张海明《经与纬的交结——中国古代文艺学范畴论要》（1995年）、成复旺主编《中国美学范畴辞典》（1995年）、张皓《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1996年）、涂光社《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1999年）、陈竹和曾祖荫《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2003年）、李欣复《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史》（2003年）、王振复《中国美学范畴史》（2006年）、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2007年）等。以上成果一方面显示了学界对范畴研究的重视，推动了中国美学范畴研究的深入，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美学范畴研究总体仍然是偏重于文艺审美领域，对哲学相关领域的范畴关注不多。尤其是宋明之际的理学美学及其范畴体系，还缺少明确关注和系统梳理。

笔者在《理学美学初探》（1995年）、《“理学”与“美学”的概念》（1995年）、《理学范畴中的美学内涵及其理论特色》（1996年）等系列论文中就理学美学的范畴及其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考察。在《朱子理学美学》（1999年）一书中笔者更明确地勾画了朱熹及宋明理学的美学范畴体系，此后发表相关系列论文数十篇，对此研究领域做了深入系统的开拓。史鸿文《論宋明理学的美学意蕴》（2004年）也探讨了宋明理学的美学意蕴，他认为宋明理学具有向性情逼近的切实需要，从而打开了通向审美感悟之域的路径：理学文本的包容性、活脱性和开放性，使其走向了美学文本。

杨庆杰的博士学位论文《宋明理学美学引论》，是继笔者《朱子理学美学》之后又一部理学美学研究新作，也是首部直接全面研究宋明理学美学的论著。作者力图续其导师（王振复教授）回答宋明理学美学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宋明理学的道德审美如何可能？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探讨关乎宋明理学美学的基本理论内涵及其内在矛盾。该论文探讨了理学范畴的美学意蕴，并通过理学范畴与美学范畴相互转化的内生机制，试图说明理学范畴本身所具有的美学内涵以及直接转化为美学范畴的可能性。他以朱熹“形而上范畴群、形而下范畴群、气化性范畴群、践履性范畴群”，对应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范畴、客体论范畴、发生论范畴、实践论范畴”。这固然有削足适履之虞，却也略具新意。论文对理学美学范畴分析的本体意识不足，且未能切入本体—工夫—境界的基本理路，完整呈现宋明理学美学范畴及其体系的深度和全貌。

理学范畴如何转化为美学范畴，或理学美学范畴何以可能？理学美学范畴在理学系统与审美系统中分别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又是如何延展到审美各领域中的？这些问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较为集中明确的研究。王培友的相关系列论著，如《论两宋“理学诗派”的文学特征及其历史地位》（2011年）、《论两宋理学家处理文道关系的思维特性及其文化价值》（2012年）、《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的历史视阈与当下价值》（2015年）、《论两宋理学范畴的诗学表达问题之历史客观存在》（2018年）及其专著《两宋理学家文道观念及其诗学实践研究》（2016年），一定程度上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他首先提出了一个“理学诗”的概念，并分别以理学范畴或命题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文学审美实践当中的诗性表达、诗性品格或文学呈现的方式。这一系列研究，做到了跨理学、美学、文学三个领域，撷取理学美学的理论范畴，加以文学层面的细致考察，加深了我们对理学美学的直观而多面的理解，从而看到理学与美学、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涵容、相互转化的关系。然而，其主要是着眼于理学美学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联，而对其他艺术形式、审美实践关注不够，对超艺术领域的梳理更是或缺，同时其研究最终落脚点不是理学美学范畴作为中国美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终极识度和潜在意义，而是通过对理学美学范畴的研究确立文学史的叙述视角和书写立场，因此前面所述有关宋明理学对于中国美学的理论建构本体意义还没有得到系统、透彻的解读。

总体而言，学界对理学范畴体系的把握，多多少少还是受到西方哲学话语范式的影响，似乎更愿意用西方的话语模式来规范对理学的理解。其实理学是个独特自足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作为理学范畴体系的本土话语该如何去概括？我们更愿意以“本体—工夫—境界”的话语结构予以回应：“本体—工夫—境界正是体现中国思想传统的在世性与体验性的成熟理论模式和话语体系。”以这个框架统括宋明理学及其美学的范畴，更符合其理论品格和民族本土特征。

三、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研究 [31]

当代宋明理学美学的自觉研究肇始于对其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研究。朱熹研究大家张立文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启了对朱熹美学思想的研究，著有《朱熹美学思想探析》（1988年），莫砺锋、吴长庚、潘立勇、皮朝纲等先后开展了对朱熹文学、美学思想的研究，此后有关宋明理学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研究渐成气候，宋明理学对当时和后代在文学艺术上的影响也愈益为学界关注。宋明理学美学就其内部主要可分为理本体论美学、气本体论美学和心本体论美学三大学派，相关代表人物和流派的美学思想在新时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一）理本论美学相关人物研究 [31]

有关周敦颐的研究：周乔建《周敦颐的主静说及其审美情趣》（1995年）、陈水根《论周敦颐美学思想》（1995年）较早初步探讨了周敦颐的理学美学思想;邓莹辉的《两宋理学美学之形成初探——兼论理学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2006年）、《樂：理学美学的终极关怀》（2006年）、《理学之“道”的审美意蕴》（2007年）多次提到周敦颐对宋代理学美学形成的开创性作用;袁宏《周敦颐“太极”观的美学特质》（2007年）、《周敦颐理学美学思想研究》（2008年）指出周敦颐“太极”概念的美学价值，并指出他为宋代及后代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卓梦德《理学前提面对美学问题：论周敦颐思想中的艺、德与道》（2013年）指出：当道德修养需要通过艺术实践来完成时，周敦颐理学强调的“诚”可理解为一个美学概念。陈望衡等的《理学视界的环境审美——论周敦颐的环境美学思想》（2016年）则指出周敦颐理学包含大量环境美学思想，主要体现为环境的“育生”功能观及生态和谐观。著作方面，袁宏出版有《周敦颐理学美学思想研究》（2014年）。

有关邵雍的研究：仪平策《宋明之际的理学与美学》（1989年）指出，邵雍的审美模式“以物观物”和“余味说”与宋明理学的发展相关相通;潘立勇《理学美学初探》（1995年）指出邵雍诗论、书论的美学价值;谢曼《邵雍诗歌创作及其理学美学思想》（2008年）指出邵雍的理学审美观则来自其哲学思想（先天象数学、人格修养和以物观物的认识论），邵雍诗歌的以物观物是以真道为美，洒脱平淡诗风则体现了先天易学自然为美的审美观。骆德林、赵春艳关于邵雍的学位论文《邵雍美学思想研究》（2013年）和《邵雍“安乐”人生境界及“闲”之生活艺术研究》（2014年），虽侧重不同但也都不乏理学美学视角。

有关二程的研究：仪平策《宋明之际的理学与美学》（1989年）初步言及了二程理学对宋代美学的影响，皮朝纲《宋明理学美学断想》（1996年）阐释了程颢“道通天地”和“孔颜乐处”的审美境界，王建疆《宋明理学的修养学与美学》（2002年）指出了二程理学修养学与美学的关系，邓莹辉《两宋理学美学之形成初探——兼论理学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2006年）阐释了二程作为理学家的文学价值取向在《诗经》中的体现;王向峰《心性美学的是非考辨——从周敦颐到二程的立诚审美论》（2013年）指出：周敦颐、二程认为是否能达到“立诚”至善的程度，是实现作为心性活动的诗文载道和审美静观的决定性条件;王雅静《二程审美工夫论研究》（2014年）指出：二程的思想体系所向往的理想审美境界是“鸢飞鱼跃”的自然之境、“孔颜乐处”的仁者之境、“曾点气象”的乐者之境，对应的修养工夫分别是“识仁”“诚敬”“反身而诚”;白红《二程文论研究》（2015年）梳理了二程的理学家文论，将其与苏轼的文学家文论进行对比。

有关朱熹的研究：张立文《朱熹美学思想探析》（1988年）指出，朱熹审美观的逻辑结构是从“理”（道、善）出发，通过“美”（文、诗），把伦理道德规范或自然界合乎规律的现象与激发精神愉快的感性形式、艺术表现结合起来，达到美与善、文与道、诗与理的和谐统一;张旭曙《从道德走向审美——朱熹美学的逻辑归宿》（1990年）从本体论、风格论和人格美三个方面，对朱熹美学思想的内在特征进行初步探讨。皮朝纲《宋明理学美学断想》（1996年）阐释了朱熹“孔颜乐处”和“曾点之乐”的理学美学内涵;邹其昌《“生生之德”与北宋理学美学的核心问题简论——朱熹美学核心问题研究前论之一》（2001年）指出审美境界是朱熹美学思想的核心问题，而“敬”是其基本获得方式，他在《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2005年）中还指出了朱熹的《诗经》诠释学美学的重要性和结构特点;朱鹏《朱熹与黑格尔：“历史世界”、哲学思想及美学思想之比较》（2008年）、范继义《黑格尔的“和悦静穆”与朱熹的“气象浑成”》（2011年）将黑格尔与朱熹的美学理想进行了对比研究;张晓文《中和：朱熹美学、诗学范畴研究》（2017年）认为朱熹发展了重要古典美学范畴“中和”。潘立勇发表相关论文20余篇，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朱子理学美学研究成果，他的《朱子理学美学》（1999年）是第一本系统阐述朱熹美学思想的专著，对朱熹及其美学成就及其自身的内在矛盾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朱熹理学美学思想中的审美本体论、艺术哲学、山水美学、审美人格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王振复在其著作《中国美学史教程》（2004年）中言及了朱熹理学本体、存养工夫与美学的关系，吴志翔的《天地与我默契：朱熹理学的美学意蕴》（2013年）则以天人论、在世论、心性论和礼乐论四大理论为基柱去勾勒朱子理学美学的大厦。

（二）气本论美学相关人物研究 [33]

有关张载的研究：潘立勇的《论张载的美学思想》（1994年）指出张载美学以“气”为本，其哲学本体论中直接具有美学意义的是“凡象皆气”命题，它规定了对美本体论及其生成论的看法，并包含了对审美形态论的看法。皮朝纲《宋明理学美学断想》（1996年）、王建疆《宋明理学的修养学与美学》（2002年）也都指出张载理学与美学的密切关系;周丽云、聂春华、张晶、熊椰等就张载气论的美学问题多有专论，从美论（审美主体、审美心胸、审美生成、审美方法、审美范畴、审美境界等）和作品论（文道关系）等角度解读张载;韩超艳、丁利荣等阐释了张载思想与和谐理念、生态思想与环境美学的关系，视角独到。

有关王夫之的研究：钱耕森等《王夫之美学思想简论》（1984年）指出了王夫之美学思想的结构有互为关联的三个基本环节：美的哲学基础、审美心理的机制、诗乐艺术美;叶朗《王夫之的美学体系》（1985年）指出：王夫之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它以诗歌审美意象为中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总结的形态。范军、陈望衡、杨金凤、陈西、方迪盛、王枫等专门讨论了王夫之气本体的自然观与其审美观的关系;古风《王夫之意境美学思想新解》（1996年）、尤培成《从意境说谈王夫之的美学思想》（2003年）等探讨了王夫之的哲学与意境理论的关系。

（三）心本论美学相关人物研究 [34]

有关陆九渊的研究：王振复的《中国美学史教程》（2004年）对陆九渊心学美学思想有所言及;郑苏淮的《宋代美学思想史》（2007年）则列有专节，认为象山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其对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以及关于审美主体研究等方面;樊沁永《陆九渊美学思想研究》（2011年）从人生论、宇宙论的角度探析了陆九渊心学的美学内涵;王煦的数篇论文（2012年）系统探讨了陆九渊心学的美学智慧，并尤其重视从“本心与审美”“成己工夫与成物工夫”两方面展开论述。

有关陈献章的研究：李旭《詩与本体之心——陈白沙美学思想发凡》（1997年）指出其“吾心”与“天心”合一的本体论，通向造化之美、天道之诗;潘立勇等《“逍遥复逍遥，白云如我闲”——陈白沙“自然之乐”的休闲境界》（2006年）指出陈白沙所推崇的“曾点之乐”与审美境界内在相通;张晶《陈献章哲学与其诗歌美学的逻辑联系》（2010年）指出：陈献章在本体论上延伸了陆九渊的心本体观念，但更重视此心与宇宙万物的融通涵化，他在方法论上强调“以自然为宗”和“自得”的宗旨。此外，一些学者研究了陈献章的人格美（“道隐”境界、君子理想、圣贤气象等）及其美学旨趣的影响（对岭南审美文化、对明代文学创作与接受、对明代书坛的影响等）。

关于湛若水的研究目前成果不多。唐雄山《湛甘泉论理想人性组合形态的塑造——兼论“随处体认天理”的可能性及其路径》（2015年）指出：湛若水认为理想的人性组合形态就是诸要素平衡，它可以通过个体的内在功夫与外在环境建设来塑造;何静《论湛甘泉的自得之学》（2016年）指出：湛若水提出心具认识义、主宰义，更是万物的存在根据，他主张包含万物一体、孔颜之乐、廓然大公和无累无滞的境界论，倡导随处体认天理的工夫论。

有关王阳明的研究：国内对心学与美学关系及阳明美学思想的研究由赵士林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博士论文《心学与美学》较早涉及，然诚如著者序中所言，该研究是心学多于美学，对心学美学本身，即其作为独特的理论形态尚未做深入的探讨。90年代中后期更多的学者介入此项研究，如安民《王阳明的心学与美学合论》（1996年）认为，王阳明从心的主体论出发提出了美在人的主观心灵中的命题是对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贡献;邹其昌《王阳明的良知体验审美论》（1998年）分析了王阳明关于境界与美，意义与审美体验，以及“虚灵”态度与“体”“觉”审美体验方式等三大问题，初步探讨了其良知体验特点;肖鹰《意统情志的王阳明美学》（2000年）、《文道同一的阳明美学》（2001年）分析了阳明美学与传统哲学基本观念“天地意识”的关系，认为他以意为中心统一情、志，先期肯定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精神的“情”的观念;李计珍《王阳明心学美学的内指性体验》（2002年）认为心学具有明显的内指性生命体验的审美特征，这是不同于程朱理学的独特价值所在。潘立勇自2003年始连续撰文探索阳明心学美学，发表了系列论文十五六篇，出版专著《一体万化：阳明心学的美学智慧》（2010年），从本体工夫论切入阳明心学美学研究，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心学美学研究框架。

有关王艮的研究：邵晓舟《泰州学派美学范畴研究——论“百姓日用”》（2006年）指出以创始人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美学以“百姓日用”为支柱，以特征论的“生”、创造论的“身”及体验论的“乐”等为辅翼，建构起了完整的框架;胡学春《“真”：泰州学派美学范畴研究》（2006年）指出：王艮倡导身与道、体与用两全其美的人生境界，其“大人造命”思想激发了尚真派文士把真情真性倾泻于文学;姚文放《鱼化为龙：王艮的平民主义美学思想》（2006年）指出：王艮学说构成平民主义美学的重要内涵，其“全美”说建基于“格物论”和“尊身论”之上，既遵从道义，又尊重生命，是贴近百姓日用、关怀人的基本权益的民间情怀;黄石明《论“中”：泰州学派美学范畴研究》（2011年）、《论“中”：泰州学派王艮思想的核心范畴》（2014年）集中论述了王艮的哲学美学范畴——“中”。

相对于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理学美学的研究，理学其他学派（如湖湘学派）的美学思想研究关注还不够，有些在历史传承上不能严格地属于理学，但与理学密切相关的学派的美学思想（如事功学派、史学学派及其他宋学学派等）也值得适当关注。

四、宋明理学美学的理论品格和独立形态研究 [36]

把宋明理学美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形态来研究，需要探讨的不仅仅是理学与美学有没有关系、理学家有没有美学思想、理学对美学或文学艺术有没有影响，更重要的是理学美学有没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品格，这才是“理学美学”的立论基础。

自笔者率先提出“理学美學”的概念，并推出一系列论著成果后，这个概念逐渐为哲学美学界接受、使用、推广。如朱立元主编的《美学大辞典》明确定义：“宋明理学美学特指中国宋、元、明三代在理学思潮影响下的美学形态。其特征是在儒、道、释三学综合的大潮流下，美学理论思虑严谨而理性深邃、意绪平和而艺术秀雅。受理学思潮影响，这一时期的哲学美学主题是道德作为本体、主体、过程（工夫），审美如何可能，即如何由‘善到‘美的问题，呈现为思考做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的中国人格美学。”

值得注意的是王振复在其专著《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2002年）中明确地提到了“道德本体：审美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抓住了研究宋明理学美学的关键。王振复别有见地着眼于人性的四大快感（崇拜感、理智感、审美感与道德感）在“幸福感”上的相通，道德感与审美感之间存在一种本在的精神联系，道德不等于审美，但两者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同构性;在深层次的人性、人格之解放与人的自我完善这一点上，道德与审美具有同构性与比邻性，这就是从道德走向审美的本体依据。这种分析是相当深刻且具有说服力的。不过令人感到意犹未尽的是，在指出“幸福感”作为道德与审美的本在精神联系后，似还可以强调作为审美体验的这种“幸福感”还更突出具有“无善无恶”“无执无滞”“无入而不自得”的自由感受的特征。陈望衡在其专著《中国古典美学史》（2007年）中，列有“宋代理学与美学”“明代心学与美学”，注意到了宋明理学及心学所涉及的美学问题，然而由于受该书结构和篇幅的限制，主要还是囿于对宋明理学和心学家有关美学材料与观念浅尝辄止的梳理;左东岭在其专著《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2000年）第二章第三节“王阳明的求乐自适意识及其审美情趣”中结合王阳明的生平探讨了他的“求乐自得”的心学品格与审美情趣，对其艺术情趣谈得较多，而哲学分析似嫌不足。其他美学通史或断代史、专门史的研究大体是这种状况。

笔者最早继“理学美学”的立论之后，展开了对“心学美学”独立形态和理论品格的直接研究。在笔者看来，就理论品格和思辨特征而言，作为广义理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的心学更贴近美学。因此，笔者在率先论证理学如何蕴含美学之后又提出了“心学成为美学的可能”的问题，指出阳明心学与美学融通的契机更为内在而深切。就本体论理路而言，心学的“本体”不仅是一个超越的绝对本体，也是一个感性的“亲在”本体，心本体体现了绝对与此在、理性与感性的交融，更突出地强调了本体在境域中的当下生成、澄明或呈现，这种本体思路也就更贴近美学的品格;就工夫论途径而言，心学“工夫”不是一种支离分解的学理工夫，而是本心良知在境域中活泼泼的时机化体认与证会、践履与澄明，这是一种身心俱会的直觉生命体验，这种身心工夫更贴近审美体验和审美实践的特征。阳明心学美学正是由此构成了“本体—工夫—境界”的独特体系。由此，从宋明理学美学的立论，到程朱理学美学、阳明心学美学个案的研究，宋明理学美学的理论品格和独立形态的研究渐趋深入。

五、余论：研究不足与拓展空间 [37]

总体来看，当代宋明理学美学的研究从去除偏见、开始受到重视，到个案突破、相关学派、领域研究的深入，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首先是扩展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领域，把以前学界鲜为关注或关注不够的心性、道德、义理、工夫等范畴和体验纳入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视域，从而发掘一大批以前被忽略的似乎不与美学直接相关但其实可以解读出丰富的美学内涵的人物、现象、范畴、命题，从而丰富中国美学文库，拓展中国美学研究领域。

其次是转换了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思路，扭转以前侧重、偏重或仅注重直接的文艺领域的研究视角，拓展、深化为更全面、更深刻的哲学本体考察和探究。以往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存在着把美学混同于文艺理论（文论、诗论、画论、乐论等）的倾向，更有甚者将其混同于艺术形态，其实美学比之文艺理论，一则哲学性更强，需要对审美和艺术现象作更深刻的本体思考，二则涵盖面更广，需要把超越艺术但与人生体验相关的领域和现象包含进去。宋明理学美学研究对于扭转中国美学史研究领域存在的上述偏窄的研究思路，开拓研究视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再次是填补了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的空白，系统弥补了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中的应有环节，确立了宋明理学美学的历史地位及宋明理学对宋明时代美学话语系统建构的意义。中国传统美学历来被诟病的缺陷是理论性、系统性不足，尤其是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美学相比较，显得零碎随机，缺乏深刻的本体探讨和系统的逻辑构架。而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美学正以其严密而深刻的本体探讨、逻辑建构、思辨演绎，形成了极为严整的哲学美学理论品格，由此构建了本体化、思辨化、体系化的哲学美学理论体系。由此不但可以填补中国古典美学发展史中体系性哲学美学形态的空白，而且有益于纠正学界上述偏见，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美学的多重性理论品格。

然而，横向与儒、释、道三家美学研究的深入系统及成果的丰富性比较，自身与宋明理学作为中国中古至近代最重要、最系统、影响最大的社会理论形态和主导哲学及历史地位相比较，宋明理学美学迄今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和系统，还存在着极有必要也亟需开拓的研究空间。在笔者看来，当代宋明理学研究的不足和可拓展空间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相关人物和学派研究或缺，需深入发掘、拓展宋明理学美学研究对象。在宋明理学中，理本论、气本论、心本论学派及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已经得到一定的研究（尽管也还远远不足），然而对作为理学派系中重要的一脉性本论即湖湘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美学思想还关注较少，甚至或缺;相关学派中目前关注度较高的仍是宋明的朱熹、阳明等主要代表人物，其他相關及边缘人物（如元代理学家）的美学思想发掘研究远远不够。

2.需要从范畴到命题，推进宋明理学美学研究的深度。笔者赞同张晶最近发文的观点：有关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研究应该“从范畴到命题”推进。宋明理学美学的研究也应如此。如前所述，有关宋明理学范畴的美学蕴含已经得到了一定的研究，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就需要从范畴向命题推进。范畴是理论的结晶，命题则是范畴的拓展和升级，具有更确定的理论内涵和普遍的理论价值。某些具有美学蕴含的理学范畴，如“文”与“道”，孤立看两个范畴的美学蕴含也许不十分鲜明，然而组成“文皆从道中流出”这样的命题，其理本论的美学含义就十分明确了。这样的美学命题在宋明理学中十分丰富，值得深入发掘。

3.需揭示宋明理学对中古至近代美学史的影响，重写宋元明清美学史。宋元明清美学思想的转型与宋明理学直接相关，从汉唐气象到宋元境界，审美风尚从外在的华丽壮阔向内在的素淡潜沉转换，美学理念从风骨、气象、意境等向韵味、理趣、性情转换，直接受因于理学为主体的宋学的主导浸润;至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崛起，又促使中国传统美学发生近代转向，心本体对理本体的突破导致审美主体的极大高扬，身心合一论对性情二元论的突破导致审美个体感性高度肯定，“狂者胸次”对“圣人规模”的突破导致审美独创意识的空前自觉和艺术叛逆精神的空前高涨，“致良知”对“格物致知”的突破导致审美直觉思维的倍受推重，以致明清之际艺术和美学形成“主情”的浪漫思潮，需系统地分析并深入地揭示宋明理学在中古至近代美学转换中的内在影响和潜在动力。

4.需发掘、整理宋明理学独特而深厚的本土话语体系，以资与西方哲学美学理论平等对话。由于美学是从西方传入的学科概念，因而在美学研究中，不光有关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存在“言必称希腊”的现象，而且在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中，也往往“以西格中”，乃至于削足适履，以西方模式来规范中国美学面貌。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从根本上厘清中西哲学、美学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基因和思维基础，并深入系统地建构本土理论话语体系。“本体—功夫—境界”这一由宋明理学圆成的中国传统心性哲学最独特的话语体系正可作为与西方哲学美学对话的理论话语范本，值得深入发掘、系统弘扬。

（责任编辑：陈   真   责任校对：罗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