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赟

[摘 要]中国的独立音乐与西方的indie music同时问世，并行发展，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独立自主发展，呈现出不同于英美国家的特点。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随着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中国的独立音乐也呈现出更广阔的发展前景。基于流行音乐业态的变化和社会服务功能的需求，独立音乐应当获得更多表现机会，从社会动员、市场建设、青年疏导和教育等方面更好服务于新时代的文化事业、社会与经济发展。

[关键词]独立音乐;社会互动;新时代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文化产业支持政策的出台，音乐市场日渐繁荣。2015年国家版权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继发布了《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①《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②。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③首次将“音乐产业发展”列为“重大文化产业工程”，支持“释放音乐活力，建设现代音乐产业综合体系”，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音乐产业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④这些政策措施顺应了当今世界音乐主流的数字传播方式，从制度上为独立音乐提供了发展空间，从而立竿见影地使拥有大量原创音乐版权的本土独立唱片公司从根本上扭转了经营困境，市场也水涨船高，尽管具体从业人员、机构间的收益分成仍有磨合空间，但近年来音乐产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且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一、独立音乐

独立音乐（indie music）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西方，是一种主流之外的小众的、独立制作的、注重自我表达的音乐类型。随着业态的变化，以及一部分原是小众的独立音乐渐渐被大众所接受成为主流，“独立”在此更多强调创作过程由音乐家独立完成，并不依赖唱片公司。

虽然“独立音乐”这一提法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大众视野，但崔健在1986年首次登台演唱《一无所有》时，实质正是独立音乐的生产。而他也在经历了许多争议后，才在1988年得到《人民日报》的肯定，“《一无所有》还可以视作当代中国摇滚乐的开山篇章。它将欧美的摇滚风格与中国传统音乐融洽地织合于一体，形成具有强烈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的摇滚音乐”。①我国的独立音乐与世界上的同类音乐同时问世，但在并行发展过程之中，立足于中国国情，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别国的特点。我国的流行音乐，起始就是对欧美、日本流行音乐的模仿、翻唱，并不注重音乐性的创新，主题以男女情爱为主，抄袭事件频发也是流行音乐客观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好声音》《歌手》《蒙面唱将》等翻唱经典歌曲的音乐类综艺节目层出不穷，特别是在2013年7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讲话称，为避免电视节目形态单一雷同，总局将对歌唱选拔节目实施总量控制、分散播出的调控措施。②这项调控被称为“限歌令”。但在其后仍出现了众多零原创歌曲的音乐节目。

对于这种翻唱现象，舆论界提出了许多反思，在此引述一段文化研究视角的尖锐批评：“‘过期的经典不会再生创作源泉，花里胡哨的细节操弄也不可能再造经典。空洞而苍白的文化景观中，充斥着大量饰有精美花边的重复之物，无休止制造着文化泡沫。在商业利润的诱惑与驱使下，最优秀的音乐家也难以幸免，沦为娱乐机器诱导、操控和支配的对象，反映其实践重心正在从艺术上的锐意革新转向矫饰主义的细节把戏。这种表现手段在美学上是腐败的，在心理上是游戏和投机的，复制并加强了消费主义的文化逻辑。”③

而独立音乐在中国最初以摇滚曲风问世，甫一出现就具有显著的全球化艺术特征。音乐人观照生活、独立创作，小众的姿态也决定了很难获得大唱片公司在商业角度的青睐，因此反而获得了创作上的解放，在具体音乐手法的选用上坚持实事求是，少了许多商业层面的对市场、受众的揣测权衡，并日益受到青年的接受与推崇。全球性、本真性、自主性，这是中国独立音乐的几个特点。环顾世界各国音乐排行榜，目前独立音乐大都显露颓势，反而在中国，独立音乐的受众范围、市场价值都在稳步扩大和上升。

以独立音乐为主的音乐节近年来蓬勃发展，如果把2007年第8届迷笛音乐节实现盈利算作商业化的起点，现在国内每年举办300场以上大型户外音乐节，平均每天都在上演，多半都能盈利。部分音乐节在发展过程中还申请到了财政部、文化部的资金支持，潮流品牌的商业投资更是不胜枚举。节目单上的常客，如新裤子乐队、痛仰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等正是独立音乐的代表。独立音乐厂牌联盟“独立音乐联合体Indie Works”旨在通过联合商业运作，推动华人地区独立音乐共生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社会互动

互动是人类社会普遍的、永恒的现象，交往是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有效途径。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1908年在《社会学》一书中最早使用了“社会互动”一詞。美国的芝加哥学派逐步将其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主张社会互动是一种传递符号、沟通信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个参与的主体都以自我角色的扮演、社会符号的使用来“创设”社会情境，反馈形成自我意识。

任何人类关系都是一种相互性作用，人类互动很大程度上受着文化意义的影响，“能指-所指”关系在一切符号中都发挥作用，互动是基于有意义的符号的活动过程。而话语实践的过程是权力关系对意义不断地争取、解释、改写、变化。意义在实践运动中的指向对象是现代个体，这样运动的结果，即是社会学和传播学中的“社会互动”。①

社会交往是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过程的重要概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交往是指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活动连接、相互作用的所有方式。在马克思看来，交往对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交往是个人的需要;第二，社会交往是自我显现的方式;第三，社会交往建构着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指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音乐一方面是社会和政治形式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发展存在重要的潜在影响，音乐与社会存在双向影响的关系。②在大众传媒时代，无孔不入的媒介对在现实生活中情感缺失的人提供了一种类社会互动，形成一种替代和弥补，这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约翰·费斯克就把传播定义为“借助讯息而进行的社会互动”。

独立音乐这种自发产生的、具有强烈主观意识的、审视社会的音乐形态，正在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响着青年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一首歌不过几分钟长，随时随地可以听取，并且由于其对自我感受和意见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音乐在各种媒介形态里，社会动员能力是相对比较突出的。正如孔子所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也正因为音乐的分割、生成能力，文化研究往往倾向以音乐为媒介解释社会。

所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此所指并非简化论、还原论、经济决定论等片面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一贯是对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在内的所有领域的关注，主张集合的、普遍联系的一整套的理念和方法，我们至少应把“文化”视作对社会分析富有建设性的一种维度，而非孤立的非主流现象。

三、現象级网络综艺节目作为“引爆点”阐释了独立音乐的可能性

流行潮突然地全面爆发，以及所有变化同时产生的极具戏剧性的时刻，我们将其命名为“引爆点”。格拉德威尔借助“扩散模型”（the diffusion model）概念将其“引爆点”理论归纳为个别人物法则（Law of the Few），附着力因素法则（Stickiness Factor）和环境威力法则（Power of Context）。③

《乐队的夏天》这一网络综艺节目在2019年夏天引发了潮流，使许多原本并不关注独立音乐的青年人也加入受众行列。节目组发起的乐队巡演目前仍在持续。节目引爆潮流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契合了“流行三原则”，其得力的运作也反证了独立音乐在中国、在未来的无限可能性，“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④

个别人物法则关注传播者，认为思想、行为、信息等社会上的流行事物，往往是在特定的体系和过程中由关键的、有影响力的“几个少数人”驱动的。⑤《乐队的夏天》这一节目由马东策划，筹备了一年多时间。马东原是央视主持人，拥有深厚的行业经验，他近年来主持制作了《奇葩说》《饭局的诱惑》等现象级网络综艺。部分官方卫视以往也尝试过推广独立音乐，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根源还在于经验、执行力、窗口期等的选取和设置。大部分独立音乐本身不够“甜美”“悦耳”，传播渠道相对有限，往往很难使听众像对流行歌曲一样一见倾心，需要消化反刍，才能体会意味。早在20世纪90年代，专家对纸媒销售就总结出了“三步五秒”法则。在大众传媒的速朽环境下，如何通过流程、情境、人物等的合理设置，使观众能够以毛孔舒张的状态来吸取音乐，兜售一个并不那么有卖相的产品，这是功力的体现。

附着力因素法则重视信息传播内容，认为流行事物本身应当具备令人难忘的特质，在适当情境下，简单地改变表达方式，调整信息架构，就能强化、提升信息的“附着力”，使信息过目不忘、深入人心，产生截然不同的巨大冲击力。①节目通过一些有效的、大众熟悉的议题设置，以及大量的“彩蛋”和后期特效，大大降低了音乐的进入难度，或者说舒缓了其本身的不合作姿态。许多独立音乐人生活得非常自我，并不像明星艺人一样能够职业地应对媒体，这一点在镜头前可谓一览无遗，部分音乐人与主持人的对话常常冷场。例如，刺猬乐队主唱赵子健说“（张杰是）洗澡的时候会听的一个歌手”，观众对这句话毫无反应。子健事后解释：“我只是用了一个委婉的方式告诉大家我没听过张杰而已，石璐已经告诉大家了，我根本不洗澡。”又如，痛仰乐队初次登台自我介绍，队员分别以嘉宾的姓名自称主唱乔杉、鼓手马东、吉他亚东、贝斯晓松，刻意漏过嘉宾吴青峰，现场陷入冷寂。主唱高虎对此大惑不解，事后追问：“为什么没有吴青峰？为什么没有问？你来假装问一下。”为什么没有吴青峰呢？高虎说：“因为无（吴）青峰！”

诸如此类艺术家做派与正常节目气氛、流程冲突的尴尬冷场并不鲜见，节目组也以幽默手段处置，就是多次重复，并非照常得过且过，而是停下议程放大尴尬，通过制造间离效果，使观众和音乐人以置身事外的方式再次反观这一尴尬，既制造了黑色幽默，也纾解了紧张气氛。点石成金，将独立音乐人以往桀骜不驯的公众印象转化成了率直可爱的亲和力，在交流中抓取“接触点”，增加观众的“记忆点”。这当然是互联网点播节目在时间控制的自由度上远高于电视台的优势所在，也体现了制作方对于各种附着因素的巧妙应对和运用。

环境威力法则强调发起潮流的环境，认为任何流行事物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条件密不可分，离不开环境的辅助，也就是所谓“时势造英雄”，环境才能凸显流行的特质，改变流行趋势的运行。②近十年来，独立音乐在线下通过音乐节、livehouse小场地演出、创意空间、数字发行以及网络社区的传播，从线下演出到线上互动，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积聚了大量乐迷，这一蓬勃兴盛的发展态势，最终在2019年夏天迎来了引爆点《乐队的夏天》，通过节目浮出水面，走进了大众视线，这当然是环境威力的体现。正是基于客观趋势的累积，成功的节目运营，为生成潮流趋势提供了契机。随即带动了相关节目以及乐队文化的扩散。

四、独立音乐的价值取向及社会功能

以摇滚乐为代表的独立音乐在中国不是没有经历过起伏峰谷，但在商业层面，从未取得过今天这样的成功，商业化程度与艺术造诣并无必然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商业化程度往往反映了行业的规范化程度。这不是结局，而很可能是，序幕刚刚拉开。从向度、深度、广度、频度考量，都可以注意到独立音乐社会互动的长足发展。发展独立音乐至少体现了以下几种价值取向。

（一）社会价值取向

1.良性示范

在《乐队的夏天》之后，跟风的《一起乐队吧》迅速上线，评价却大相径庭，两相对比不难发现，分歧固然与节目模式、制作手段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参赛乐队的水平差异太过明显，前者的参赛人员在音乐创作上平均投入15年以上，并且固定合作多年。后者大多是20岁出头的新人，根据个人的器乐特长而临时搭配组成“乐队”。《乐队的夏天》收获的季节也示范了一种文化维度的时间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时间视野和规划视野，显示长期取向的文化中，社会必定盛行自强不息、百折不回的精神气质。③如此富于才华的音乐人，尚且经历多年的不懈努力，积累了大量作品，耀眼的舞台才姗姗来迟。这对当下屡遭整改仍积重难返的娱乐圈不啻是鲜明的讽刺，也对青年的个人成长做出了正向示范。

2.情绪疏导

与上一代独立音乐人不同的是，集中在2005年—2008年問世的这批乐队被称为“北京超新声一代”，今天仍活跃的这批乐队已经成为当下独立音乐的中坚力量，他们身上的共同之处是，绝大部分毕业于北京的各大知名高校，在音乐之外往往还从事着专业工作。这一现象并非北京独有，如西安的夸克乐队、成都的阿修罗乐队等，成员也都出身大学。他们生产的音乐是对自我生活的记录，能够不断自省以调整自己，讲述并且反复讲述自己的故事。出身名校的这种大学生气质，天然地将他们与以往的独立音乐人区别开来，歌词、曲风都更加时尚，更加具有世界眼光，蕴含更加鲜明的自我意识、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尤其是与广大青年学生近似的成长体验，使他们更能代言青年的心路，触动青年的心弦。这是上一代独立音乐人多半所不具备的知识修养优势。高学历群体投身文化创作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换言之，音乐生产愈发大众化了。

青年人对于文化消费有了更高、更精确、更私人化的要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化总是由初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进化的，流行文化更是如此，要求不断推陈出新，尽管这种“新鲜”在实质上有待商榷。人们消费流行文化产品，并非为了“解决”，只是为了“感动”。独立音乐一定程度上为挤压在多重责任之下的年轻人提供了身份认同、心理慰藉、情绪出口。“音乐标志着集体身份的即刻体验。当个体在回应音乐时，他便与表演者产生了情感共鸣。”①音乐中的政治并不是身份政治，更多是心理、精神上的政治，对歌曲信息解码的过程发挥了构建意识的作用，这种持续的精神联系也往往在心理上造成了互相依存的感觉，这种感觉大概率上来自同质的生活。

例如主流音乐平台中最晚上线的“网易云音乐”，正是凭借“音乐社区”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从已被瓜分殆尽的市场中赢得了年轻用户的青睐，通过内容输出、情感共鸣几乎重新定义了移动音乐产品，在数字音乐销售、分发方面领先其他平台。歌曲下方的评论区，成就了新的文化生产，虽然有句无篇，却能曲尽幽微，广为青年群体喜爱。

3.社会整合

任何一门合法的、可持续的生意，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只有消费才能根本推动产业发展。在节目中，众多乐队对已经公开发表的歌曲在登台表演时进行了多处修改，这些修改是否全都必要，在网上也引发了很多争论，在此不予置评。重要的是，这一与独立音乐人愤世嫉俗的公众印象相悖的行为，可以理解为是独立音乐为了适应更大舞台的自我调整。

主流流行音乐以翻唱为主的景象持续了近十年，曾经红极一时的翻唱节目经历了开播之初的口碑与经济效益后，收视率和广告收入普遍下跌，①观众的审美疲劳已成事实，在市场出现局部真空的情况下，适时引入更专注于作品本身、更讲究艺术品味的独立音乐，并将其推向更大舞台，可以以此适度对冲近年来娱乐圈的种种乱象。毕竟部分艺人既被政府处罚，又被公众批评，依旧大肆敛财，甚至不惜违法犯罪。

审视独立音乐，无疑是青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互动符号，这些饱含着个人态度的符号，往往比其余媒介传播得更为深入。在社会高度分工的今天，年轻一代随着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从事着专业化的工作，专业化程度越高的企业、机构往往越强调科层理性，将员工视作剥离人性的原子化的工具。横向的社区作为终端已经不足以覆盖社会治理的全部，青年在有限的闲暇时间，往往在虚拟空间里因趣缘关系而集合，这种垂直关系可能是更能真实反映青年人的生活样本。追本溯源，深度的社会整合也只可能通过社会自身实现。

（二）经济价值取向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独立音乐先于流行音乐一步脱离了旧有的流通模式，率先改变了消费方式。这是失之东隅的巧合，独立音乐早先销量很低，许多音乐人索性放弃出版实体唱片，将其分享在互联网上，收之桑榆，反而引领了风潮。

单一乐队或某一音乐人的商业标价是有限的，在这方面独立音乐与娱乐圈不可同日而语。摩登天空沈黎晖透露旗下艺人新裤子、痛仰乐队年收入以千万计，即使是独立音乐界的头部乐队，其收入跟娱乐圈明星也难以相比。但我们应当注意，独立音乐人才是音乐节和演出市场的重要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时指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②与流行歌手动辄上千元的单张演唱会门票票价相比，音乐节这种长时间的拼盘演出形式的相对低价是显然的性价比优势，即使全球化迅猛发展，但任何市场都少不了一种强调在地化（Localization）的文化认同与消费供给，青年学生群体的踊跃参与大大提升了所在城市的文化氛围。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各行各业，都有具体依归的部门，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严格的版权制度和规范的市场管理，保护了艺术家应得的创作收益，相关产业链也不断延展，逐步形成国际标准的音乐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三）文化价值取向

1.本土风格

独立音乐在音乐功能之外，还承载了一份特别的文化价值，以其个性化、多样性取代了流行音乐工业制品的规模性和统一性。独立音乐的绝大部分音乐形式都取自西方，但这并不能视作一种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中国的独立音乐在内容、题材、精神内核方面是非常中国的。“呼吸着具有西方色彩的音乐元素，糅合着含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音乐风格，两者的交替、合并、革新与突破，无不深刻地唤醒着演绎单一旋律的中国音乐艺术新境界。”③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无所有》，还是90年代的《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在价值追求方面，都远胜流行音乐。这些音乐人始终在坚持歌咏中国青年自己的生活、中国人民自己的文化。在音乐的丰富性上也进行了许多的开掘，如二胡、三弦、唢呐、板胡、锣鼓、古筝等民族器乐，五声调式、花儿、云南山歌、东北二人转等地方曲调，这些养料被成功地融入作品，别开生面独具一格，塑造了中国独立音乐的气质、风格。即使曲目编排仍是摇滚乐的范式，但只要一听，就能毫无障碍地辨识，这是中国的创作。而在歌词方面，大量古典诗词、成语方言的巧妙化用，如《梦回唐朝》《烽火扬州路》《苍天在上》也都古色古香，独具韵味。在多年的创作表演中，一批带着地域特色的音乐人展示了自我与其精神原乡的紧密联结，音乐人讴歌抒写故乡的风土人情、生命体验，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形成了一批文化地标。例如甘肃的野孩子、宁夏的苏阳、云南的山人乐队、台湾的伍佰&China Blue、广东的五条人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2.世界交流

所谓世界交流，指中国独立音乐对世界文化的建设性贡献，也可以理解为即使当前还不足以引领世界潮流，但至少因为自发的本真表达、通用的音乐语言而为世界提供一份独特的中国样本的可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下，与世界各国在文化领域平等交往对话，当然是题中之义。我国的流行音乐多年来跟在西方背后亦步亦趋，模仿、抄袭、改编、翻唱，如此姿态难称平等。如果一种音乐形式，采用着西方的，或者说世界通用的形式体例，却完全表达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实践的感知，而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这显然是一种世界交流的价值所在。

近年来，中国的独立音乐已经受邀走遍了世界六大洲近百个国家。至于纯粹文化交流、服务群众性质的西方小型免费音乐节，参与的中国乐队就更多了。这种频繁的、兴趣共同体的在场交流，效果胜过许多口号式的宣传。

五、结语

诚如刺猬乐队所唱：“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这些本土独立音乐从业人员多年的坚持努力，取悦了青年人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大大丰富了新时代的文化图景。这些多姿多彩的音乐生产，正是新时代里社会主义文化扎根人民、观照生活、立足中国、怀抱世界的管中一瞥。媒介即生活，文化即政治。一种牵动群体精神的、涉及大量价值观输出输入的社会互动，应当得到适当的注意和必要的支持，通过社会包容的方式达到社会凝聚的功效，使其成为对于社会治理建设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