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草

常沙娜与父亲

本文主人公常沙娜

我国著名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常沙娜的成长经历独一无二，跟随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父亲常书鸿，在千年艺术宝库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她得遇良师，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光发热，书写了属于自己在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她教书育人，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5年，在艺术设计和艺术设计教育领域成绩显赫。漫长的人生，她将厚重酿成轻盈，将复杂归于单纯，纯净澄明，不忘初心。

      她和敦煌生来就有缘分

常沙娜是浙江杭州人，自幼随父亲常书鸿在敦煌临摹壁画。1948年赴美国留学。1950年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她是我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曾任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教科文卫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五届执行委员，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2019年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美术家”称号。

说到自己的名字，常沙娜很幽默地说：“我叫沙娜，敦煌又叫沙州，我和敦煌生来就有缘分。我的根在敦煌，我这辈子离不开敦煌了。”其实第一次听到“敦煌”这两个字，还是常沙娜5岁的时候。那是1935年12月，父亲常书鸿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圣杰曼大街上散步时，无意中在旧书摊上翻到了伯希和编著的《敦煌图录》，里面精美的壁画和雕塑图片立即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接着他又跑到巴黎吉美博物馆，在那里亲眼目睹了大量敦煌彩色绢画，被敦煌的艺术震惊了。

回家后，常沙娜的父亲便兴冲冲地与妻子陈芝秀谈起了“敦煌”。随后常沙娜的父亲便像着了魔似的开始关注敦煌，而且有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想法：必须回国去，到敦煌去研究艺术！终于在1943年，冒着抗日战争的硝烟，常书鸿携妻带女来到了甘肃敦煌。由于知识渊博、艺术精湛，他担任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从此全身心投入到修复壁画、搜集流散文物以及临摹壁画等工作中。“那时的敦煌，放眼望去，满是沙丘和芨芨草，环境非常恶劣。”常沙娜至今仍记得，她到敦煌后吃的第一顿饭是一碗只加了盐和醋的水煮面，什么菜都没有。由于无法忍受如此恶劣的环境，加上其他原因，常沙娜的母亲无奈离家出走，从此十几岁的常沙娜挑起了照料家庭的重担。

面对生活的艰难，十几岁的常沙娜没有退却，而是沉浸在对莫高窟众多瑰宝的热爱之中，坚定地跟着父亲和驻扎在这里的艺术家们学画。这些艺术家中的邵芳教她工筆重彩，董希文教她西方美术史，苏莹辉辅导她中国美术史。在学习艺术创作时，洞窟里的壁画就是她最好的临摹对象。当时的莫高窟被流沙掩埋，很多洞窟连门都没有。幼小的常沙娜就蹬着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里临摹。她身旁是彩塑的佛陀、菩萨，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平棋、藻井图案。她的绘画基础就是这样打下来的。

    为深造绘画艺术年少出国留学

1945年，常书鸿父女敦煌画展在兰州举行，引起巨大轰动。

1948年夏天，常书鸿带着17岁的常沙娜和小儿子常嘉陵来到南京，在举办敦煌画展的同时，顺便为女儿出国做准备。在南京举办画展期间，常沙娜被父亲送到他当年旅法的同窗马光璇教授家里暂住。到南京后，在敦煌那片荒漠沙海里蛰居了近5年的常沙娜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在城市的生活能力，一坐公共汽车就晕车呕吐，长途旅行只能坐敞篷的卡车或马车，最可悲的是连花钱买东西都不会。一天早晨，马光璇教授急急忙忙出门上课，走之前给常沙娜递过来一沓钱，叮嘱道：“沙娜，干妈今天有课，不能陪你逛街，你去给自己购买合适的衣服和布料吧。” 常沙娜微笑着点了点头。

马教授出门不久，常沙娜就怯生生地出门了。然而，她走进商场后居然不知道如何拿钱去买东西。她几次想张口问，又吓得把话咽了回去，最后怏怏不乐地空着手回到干妈家里。晚上，马教授回来了，关切地询问：“沙娜，今天买了什么好衣服？穿给干妈看看。”“干妈，我真没用，不会花钱买东西，今天什么也没有买到……”话未说完，常沙娜的泪水便流了出来。

看见常沙娜那么难过，马光璇长叹一声，把沙娜搂进怀里，泪水潸然而下，“沙娜，我可怜的孩子，这都是你爸爸造成的，只顾自己的事业，竟把孩子的健康成长给耽误了……” 常沙娜懂事地对马教授说：“干妈，别怪爸爸，他过得挺孤独、挺不容易的。”接着沙娜又为父亲辩解道：“为了敦煌，连妈妈都弃他而去了，其实爸爸挺苦的……”

儒雅的常沙娜

年幼时常沙娜与父母的画像

是年9月，常书鸿为女儿常沙娜赴美送行。他为女儿买了一只随身携带的牛皮小箱子，并亲自用油画笔在箱子上写上“常沙娜”三个字。在出关的一瞬间，常沙娜蓦然回首，发现父亲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才45岁，可一头发丝已经花白，神情枯槁，原本挺拔的脊背也开始有些驼了。直到飞机腾空而起，她还在不停地抹泪。含辛茹苦将她带大的父亲远去了，孤苦伶仃的小弟也远去了，还有那莫高窟的壁画，那曾经温馨的黄泥小屋……一切的一切都远去了，此次远走他国，她将在波士顿博物馆的美术学院开始新的留学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毅然回国报效国家

1948年秋天，常沙娜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校接受系统的西方绘画训练。老师在课堂上放音乐，让学生把听到音乐后的感受用画的形式表达出来。常沙娜的脑海里顿时浮现出敦煌的壁画，就把这些画了出来。老师看了之后说：“你画的内容很特别。”正当常沙娜在美国苦读时，新中国成立了，报效祖国成为留美中国学生的共同愿望。1950年的冬天，19岁的常沙娜乘坐“威尔逊号”轮船回到了中国。回国后的常沙娜再次投入到敦煌文化遗产的研究之中，从此她的生命开始在艺术世界里大放异彩。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对敦煌文化遗产日益重视。其实早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总理就告诉常书鸿，要举办一个“敦煌文物展”，请他把十几年来临摹的画都运到紫禁城午门展出。按照周总理的安排，常书鸿很快就把“敦煌文物展”办了起来。在展览期间，常书鸿让女儿陪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看展。这是常沙娜第一次见到林徽因，这个意外机缘改变了她的一生。“第一眼见到林先生，觉得她气质特别高雅。那时候的林先生已卧病多年，平时基本不出门，这次听说有展览，她一定要亲自来看看。看到敦煌壁画后，他们激动得不得了，梁先生的嘴唇颤抖着，林先生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

此后常沙娜成了林徽因的助手，开始进行艺术创作设计。在林徽因的亲自指导下，1952年，21岁的常沙娜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设计了一款“和平鸽”真丝丝巾。她采用了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形式，上面穿插了和平鸽图案。“当时林先生指导我设计，她虚弱地躺在床上，想法却非常灵活。她对我说，‘你看看毕加索的和平鸽，可以把鸽子的形式用在藻井上，但要用咱们中国敦煌的鸽子。她一说，我就有了灵感，马上就设计出来了。” 在林徽因身边的工作经历，为常沙娜此后投身于工艺美术事业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9年，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之际，常沙娜为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设计天顶装饰。受敦煌壁画里的藻井图案启发，她在天顶正中设计了一朵由花瓣构成的圆形浮雕大花。如今，这朵来自敦煌的花依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顶上熠熠生辉。第二年，常沙娜接到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去敦煌收集壁画和雕塑上的服饰图案。这是她10余年后再次踏进敦煌。此次再来敦煌，这里的一切都变了样！她惊喜地发现敦煌和从前有了很大不同：发掘和保护的洞窟已经编号到第465个;莫高窟的塑像也统计出来了，共有2415尊;防沙墙修建起来了，草木也长成了，人们种下的蔬果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看到这一切，常沙娜不禁万分激动。

常沙娜和两位同事将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魏、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10个朝代的佛像、壁画和彩塑上的服饰图案进行了全部临摹。但在当时，临摹回来的手稿没有条件出版，加之“文革”期间常沙娜被下放到河北的农场劳作，因此此次敦煌之行的心血没有变成艺术成果。但在河北的农场田间劳作期间，常莎娜依然初心不改，将艺术创作视为自己的生命，劳动之余仍然挥笔作画，时刻准备着重新投入艺术事业。

    把傳承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崇高事业

1978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敦煌的命运和常氏父女的命运再次得到改变——父亲常书鸿恢复了敦煌研究所所长职务，常沙娜也回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教授，继续为大学生们传播敦煌文化遗产和敦煌壁画艺术。第二年，莫高窟正式对外开放，当年就吸引26271人来参观。到改革开放后的第五年，游客就超过了10万人次。当世人慕名而来时，常书鸿则走出国门，带着女儿常沙娜到日本、德国等地，四处探寻国外壁画、雕塑保护和修复的新技术。

1979年，尽管常沙娜已经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恢复了教学、作画和设计工作，但她的情感和人生依然属于敦煌。她离不开敦煌文化遗产和敦煌壁画，更离不开父女俩一生情系的事业。

常沙娜说，晚年的父亲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来到北京养老。父亲身在北京，心却在敦煌。他总是对我说，来北京只是做客，他还是要回敦煌去的。1994年，常书鸿走完了90年人生路。弥留之际，他嘱咐女儿常沙娜，必须把自己的骨灰埋葬在莫高窟，“如有来生，我还做常书鸿，还要守护在莫高窟。”“我的父亲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到了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这句话一直铭记在常沙娜心中，也融入在她的作品中。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常沙娜为中央人民政府设计了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礼物——纪念性雕塑《永远盛开的紫荆花》，其灵感正是来自于敦煌壁画。

由常沙娜主办的“花开敦煌”系列展览，从2014年启动至今已走过北京、深圳、高雄、巴黎、伊斯坦布尔、莫斯科等海内外城市，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展览不仅有常规的书画作品展示，还有数字化高科技的融合。在伊斯坦布尔的展览中，国际多媒体艺术家黄心健打造出一场VR（虚拟实境）的科技应用展——以莫高窟外部和西魏285窟内部全景为基础，把静态的艺术作品转化为动态的效果，参观者可以漫步在3D的敦煌世界里，似乎俯下身去，就能捧起一把敦煌的黄沙。在展览期间，常沙娜也在跟着展览走，舟车劳顿，一路风尘。她坚持每次都要亲临展厅，为参观者解密敦煌图案。

父亲去世后，常沙娜接过父亲的接力棒，为保护好敦煌壁画开始奔走各国，寻求最新的壁画保护技术。1998年，常沙娜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重点工作就是文物保护。她先后去了埃及和意大利，学习借鉴国外的经验。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常沙娜步伐虽缓，但体态依然轻盈。她眉目清亮，身材纤柔，发髻在脑后绾起，衣裳随着脚步婆娑作响。在她家客厅的墙壁上，就挂有一幅幅莫高窟壁画的临摹画作。她说这是父亲常书鸿的作品，是临摹的莫高窟254窟。她深情而骄傲地说：“幼时我在敦煌学画，爸爸对我抓得很紧，有空就来指导我，让我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今天的我虽已步入暮年，但仍会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敦煌灿烂艺术文化的传承保护事业当中，把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视为崇高的事业。这既是我对父亲的纪念，是向父亲诉说我坚守敦煌的承诺，也是我为唤起更多人认识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而做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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