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起，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法国法兰西学院“威廉·克莱因摄影奖”评委会终身主席钟维兴系统地展开摄影创作，他将90070的时间和精力都交付于影像。

从早期的《失落园》，到正在创作中的“当代摄影大师肖像”专题，钟维兴一直没有放下相机。前者在2012年为他拿下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最高奖“优秀摄影师评审委员会大奖”，后者则系统地记录了全球范围内摄影大师的面孔，包括：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Sebastiao Salgado）、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罗伯特·弗兰克（ Robert Frank）、荒木惟经、森山大道……

钟维兴也是一位收藏家，他创立了成都当代影像馆，花费很长的时间建立馆藏，包括摄影作品以及摄影图书的收藏。今年年初，钟维兴作为成都当代影像馆创始人，联合另外三家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影像艺术馆一起组建了ACPM藏家俱乐部。

在刚刚结束的2021年第九届大理国际影会上，钟维兴受邀担任第九届大理国际影会评委会主席。谨慎科学的态度和丰富的摄影经历让钟维兴与大理影会碰撞出了新的火花，他与评委会成员一起制定了新的奖项评选规则，并提出要奔着“将大理国际影会打造成中国最响亮的影会品牌之一”这个目标一直做下去。为此，本刊运营编辑张丹雨专访了钟维兴。

张丹雨：第九届大理国际影会第二阶段的活动已经结束，您如何评价本届大理国际影会？

钟维兴：从我得到的反馈来看，大家对本届大理国际影会认可度很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无论从参观人数还是参展规模来看，大理国际影会组委会举办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规模都不可忽视的大型摄影节;第二，本届大理国际影会人气高涨，线上线下反馈都很好;第三，展览质量高，本届大理国际影会中有几个展览完全是按照美术馆的展陈标准来做的，展出内容也非常优秀，我认为这给中国的摄影节树立了一个新标杆;第四，本届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奖的评选充分保证了学术性和公正性。

目前国内各地有很多摄影类奖项，但真正能受到关注、收获尊重的并不多。我认为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学术性不够，评选标准不清晰，导致评选出的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公正性不够，透明度不高。

张丹雨：本届大理国际影会组委会是如何保证奖项的“学术性”和“公正性”的？

钟维兴：为了保证公正性，组委会真正做到了对整个评选工作零干扰，给予所有评委充分的信任和尊重。在此，要感谢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鲍利辉。我作为本届大理国际影会评委会主席，任务就是要组织好、服务好本次评选工作，并严格监督评选过程在既定规则下进行。因此，当发现参赛摄影师中有许多我的好友时，为避免带入私人情感，我主动放弃了本次评选的推荐权和投票权。

其次，好的评委团讲求专业背景。因此，我们邀请的评委均是专业水平过硬、策展经验丰富、有大型艺术活动组织经验的人。比如，广州美术馆总馆长王璜生，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柳军，对当代摄影有研究的艺术批评家海杰，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姚璐以及长期参与并组织过多项大型艺术活动的留法摄影师高磊……

从实际结果来看，本届奖项公布后争议很少，我认为正是因为评选做到公平公正，经得起检验。但客观来讲，没有人能将一个评选工作做到完美。评选结果公布后，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评委会来讲，我们问心无愧。至于做得好坏，就交由社会来评判了。

张丹雨：本届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奖有什么亮点吗？

钟维兴：本届“最佳作品奖”颁给了一位瑞典摄影师。在评选期间，经过反复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位瑞典摄影師的作品特别出色。既然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影会，那么国外优秀的摄影师也应当能拿大奖。因此，大理国际影会首次将这项大奖颁给了国外摄影师。

此外，获得本届“DIPE国际摄影节主席联盟大奖”的作品很有特色，获奖者王智用接近于美术馆展览的呈现方式给了我们极大的凉喜。再比如，获得“摄影师大奖”的廖永勤，他的作品从拍摄制作到最后的布展都下足了功夫，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非常完整、完美的展览，因此评委们在评选这个奖项时的争论反而是最少的。

张丹雨：在您看来，本届大理国际影会“金翅鸟”奖对获奖摄影师们有什么意义？

钟维兴：我们这次评选有一个原则——“当老人遇到新人的时候，老面孔让路”。我认为，举办摄影节的目的是为摄影人提供一个展示平台，而设立一个摄影奖是为了让优秀的摄影师得到鼓励，尤其是新人摄影师。对于刚出道的新人来说，他们特别需要专家的认可和社会的鼓励。也许这次获奖就能改变他们的一生，我认为这才是一个奖项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张丹雨：您认为大理国际影会在推动摄影收藏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钟维兴：大理国际影会与其他摄影节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仅为摄影师的作品提供展示平台，还提供了销售机会，这也是大理国际影会多年来一直在重点推进的工作。据我了解，来到大理的藏家们都买到了自己心仪的作品。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在本届影会上，藏家们比较青睐一些优秀摄影师，比如张晓;我本人也购买了约50万元的摄影作品。我在购买作品时一方面会关注优秀艺术家，另一方面会特别注重新人面孔。如果—个摄影节可以带动艺术家作品销售，这在我看来将是一件完美的事情。

张丹雨：您是怎么看待摄影收藏的？

钟维兴：收藏这个话题比较大，我认为需要分几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层面，收藏是衡量一介国家的摄影生态以及所有艺术生态的标杆。艺术家需要有收入，需要通过卖掉自己的作品才能生存。如果在一个艺术业态里没有藏家、没有收藏的话，那么从供需结构来讲就不可能有很多职业艺术家产生。因此，藏家数量和作品交易是否繁荣是衡量一个国家艺术生态健康与否的标准。

第二个层面，收藏分很多种。

一种是学术需要，比如美术馆的收藏。对美术馆来说，购买摄影作品不是为了买卖，而是为了保存其学术层面的价值。比如，作者在摄影史上是否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是否在摄影这一艺术领域有新的发展和突破？这是不是他的代表作？等等。另一种收藏是为了投资，这主要是针对私人藏家而言的。大多数藏家购买作品，除了很少一部分会自己保留，大部分都会从投资的角度去考虑，即这幅作品是否能保值、增值、流通？这位艺术家的知名度会不会提高？这位艺术家的作品的市场价值会不会提高？等等。

再有一种是根据自己喜好购买艺术作品的人群。他们购买艺术作品大多是为了摆在家中作为装饰，因此只要自己喜欢即可，价值和增值空间他们并不关心，也无需明白。我认为这一类行为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称为收藏，应该叫做艺术品消费，但客观上也支持了艺术品市场。

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应该鼓励。因力不论购买的目的是什么，这些购买行为都促进了艺术家作品的销售。这样，今后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职业艺术家。

张丹雨：您对大众藏家有什么建议？

钟维兴：不敢说建议，只能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总的原则是，摄影作品收藏与其他艺术品收藏的规律是一样的。第一，研究收藏对象很重要，你想收藏一位摄影艺术家的作品时，要先去了解他在摄影史中的地位;第二，研判你购买的作品是否是这位艺术家的代表作;第三，作品的版数是多少，一共有几个版;第四，你要去研究一下过去都有哪些人、哪些机构收藏过这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一点很关键。如果真的要作为投资来讲，那么还要在学术上做好功课，以学术为基础才谈得上市场研究。

张丹雨：除此之外，您本人也是一位摄影师，可以谈谈您正在创作的项目吗？

钟维兴：我目前正在进行创作的项目主要有两个，都跟肖像摄影有关。一个是“当代摄影大师肖像”系列拍摄，这个项目以前主要拍摄的是国外的摄影大师，今年因为疫情原因交通不便，再加上原本国内部分的拍摄也在启动，所以将会主要对国内重要的摄影家进行拍摄。这个项目也是我会终身去做的一个项目。

除此之外，我目前还在创作关于印度巴巴的肖像。巴巴是印度人对有信仰、受到尊重的人的统称，他们像苦行僧一样修行，生活状态还停留在原始或中世纪时的样子。我前后到过印度三次，特别关注这个群体，我认为这不仅涉及到宗教，还涉及到现代文明和他们原始生活方式的碰撞，我想要看看现代文明是否给他们带来了改变。今年年底前这组作品应该会在北京展出。

张丹雨：您有着很多身份，希望别人提到您时第一个想到的身份是什么？

钟维兴：我对身份这件事不太关注，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摄影人就行了。其他身份都是在我接触摄影以后衍生出来的，有些身份是因为工作需要产生的，有些是为了社会交往而生出的，有些是社会对我的认可，但本质上这些身份都附加在摄影之上，所以我认为它们都不重要。摄影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對世界和人生的看法。我觉得摄影能够让人感受到一种单纯的快乐，不需要绕多大弯，通过相机镜头，一个人就可以获得一种很简单的幸福。

钟维兴，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副主席、法国法兰西学院“威廉·克莱因摄影奖”评委会终身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