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以前北京城址变迁初探

2021-11-06刘元章李文贤康晓军王树芳刘久荣

城市地质 2021年3期

刘元章李文贤康晓军王树芳刘久荣

摘要：北京城历史悠久，辽代以后的城址位置变迁已基本考據清晰，而对于辽代以前的情况尚存在较多的模糊之处，当前一般认为是起源于广安门一带。重点对辽代以前的三期北京城（前期蓟城、后期蓟城、唐幽州）的城墙位置及变迁时间分别进行了一定的考证。首先对本区的历史自然地理条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据此作为探讨北京城市发展变迁规律的基础。根据地铁施工的地层资料，发现了疑似“蓟丘”，结合古文献分析认为本区最早出现的城市——前期蓟城应位于莲花池湖区域，推测后来由于莲花池的出现，大致于公元227—294年之间迁到广安门一带的后期蓟城。分析认为后期蓟城与唐幽州并非以往所认为的前后一致，而是有过扩城。根据前人研究成果及墓志铭中相关的方位记载，对后期蓟城与唐幽州的城墙位置分别进行了推定，对城墙方位发生改变的时间进行了界定，初步得出约在公元752年，时任幽州节度使安禄山进行了一次扩城。

关键词：北京城;前期蓟城;后期蓟城;唐幽州;墓志铭

Abstract： Beijing City has a long history. The location of the city after the Liao Dynasty has been basically clear.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controversies about its sites before the Liao Dynasty. At present，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it originated from Guanganmen area.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ocation and change time of the city walls of the three periods of Beijing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Jicheng City of the early stage， Jicheng City of the later stage and Youzhou City of the Tang Dynasty）. First of all， the historical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of this area are analyzed， as the basis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urban development pattern in Beijing. Based on the stratigraphic data of subway construction， a suspected Jiqiu hillock was found.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ancient literature， it is considered that Jicheng， the earliest city in this region， should be located in the Lianhuachi Lake area. Due to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anhuachi Lake， it is speculated that the city moved to Guanganmen area in about 227-294 A.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Jicheng and Youzhou of the Tang Dynasty were not consistent in location as believed in the past， but were expanded.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related location records in the epitaphs， the respectively positions of the city walls of Jicheng and Youzhou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are inferred and the time of the orientation changes of the wall is defined. It is concluded that in about 752 A.D.， the city was expanded by then chief executive An Lushan.

Keywords： Beijing City; Jicheng City of the early stage; Jicheng City of the later stage; Youzhou City of the Tang Dynasty; epitaph

首都北京城历史悠久，因地理位置优越很早就有人类在此生活并建城。据相关记载，最早在此出现的城市是西周初的蓟城，其后依次发展有后期蓟城（晋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北京城。到辽南京时，城墙的位置范围已是记载较多、考证明确了。而对辽代以前的古城状况多有争议之处，本文结合墓志铭及地层资料，尝试重点从地学的角度对各辽代以前各阶段的古城墙位置及变迁时间进行一定的考证分析。这对于区域历史研究、城市规划与建设等方面均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应对北京城发展演化的地貌基础进行简单的分析。北京城西部地区，以石景山（曾称梁山）为首（陈广斌，2012），东侧老山—八宝山东西向分布，八宝山北侧还有田村山，向东一段属于其影区，再向东公主坟一带又有一片第三系胶结、半胶结的砂砾岩凸起，因此这一线在南北两侧河流的长期作用下形成了一道高梁。此梁向东继续延伸，在白云观一带折向东南，经牛街北口岗上、法源寺、蒲黄榆，延伸至三台村一带（岳升阳等，2001），再往东南永定河就逐渐成为平原型河流，河道易分岔、摆动，此梁便渐不明显，尾端被侵蚀分割成一些孤立小丘。白云观、天宁寺、法源寺、先农坛、天坛等这些宗教建筑一般都是建在梁顶的最高处。此梁，在民国时期1∶10 000地形图上仍较明显，在白云观以西南北宽约2 km。图1是根据民国时期地形图绘制的明清时期的地形河流推测图，从中还可看出此梁的大致形态（岳升阳等，2012）。

此梁的存在，是本区地貌格局的重要特征。首先它成为了南北两侧的分水岭，北侧的高梁河，南侧的凉水河，其名称多少都与此“梁”有关;其次，此梁的南坡地带形成了北京城的发祥地。因梁南坡的地势相对较高，北侧洪水一般不会跨过，南面离永定河道较远，故较安全，同时背风朝阳，地下水丰富，因而非常适合建城。故北京最早期的城市就是在此梁南侧发展起来的。

1 前期蓟城（西周—汉）

北京现今城区范围内最早出现的城市叫“蓟”，《史记》等记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后，便同时分封了两个诸侯，封召公于北燕，封黄帝的后人（一说为尧后）于蓟，表明最晚在公元前1046年，蓟城已经存在（朱祖希，2007）。北燕的都城城址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已经考古发掘证实。后来燕灭蓟，大约在春秋初期燕国由董家林迁都至蓟城（朱祖希，2004）。

蓟之得名，源于蓟丘，因丘得名。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營丘矣”（陈桥驿注释，2013）。

后期蓟城已有考证位于广安门一带（赵其昌，2014），包括郦道元时期的蓟城。《水经注》中有记载“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陈桥驿注释，2013），明确提到了“蓟县故城”即前期蓟城的存在。

上述可知蓟城的突出特点是附近有一大丘，但由于后来地层的淤积，城区范围内已普遍淤积加高了5～10 m，如广安门一带的汉代陶井底部大多埋于今地表10 m以下的砂层中（岳升阳等，200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写作小组，1972）;距今仅七八百年的金中都城水门被淤埋在5 m以下（韩光辉，1998）。依据大量钻孔资料，特别是近年来的大量地铁施工资料，以丘找城，发现在今莲花桥地铁站以北区域明显存在一南北长约365 m的基岩小丘，高出南边永定河阶地后沿约8 m，认为此处即为“蓟丘”，前期蓟城则应位于前面的莲花池湖区域（刘元章等，2019）。《水经注》有关莲花池的记载：“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陈桥驿注释，2013）。可能是说“这里大概是旧城遗址”，有“老城旧池”之意。相关地层资料也显示，莲花池内相关的层位存在较多的瓦片（刘元章等，2019），这有待进一步的发掘验证。

1.1 城墙四至

前期蓟城的城墙位置初步推测，依丘而建，北城墙应在丘前;据《水经注》中引《魏土地纪》，“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水）”（陈桥驿注释，2013）（汉制1里合今约416 m）。根据地铁施工地层资料可确定出当时的高梁河及清泉河的河道位置，再按距离反推便可确定出东墙大致在西客站西侧，南墙大致在莲花池南路一带。20世纪80年代，西三环西侧六里桥附近地下曾发现古代夯土层遗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996），初步推测为西墙所在。则前期蓟城大致为边长1 km的方形。相同时期的房山区董家林村的燕国故城东西宽829 m，南北宽约700 m，两者规模相近。其位置范围如图1、图2所示。

至于后来为何迁城，分析认为这里是永定河冲洪积扇的扇缘地带，为地下水溢出带，根据地铁施工、莲花池内地层剖面及定年数据等的分析，本处从3000年前开始由河漫滩相逐渐演变为湖相沉积，推测由于后来长期积水导致地面沼泽化，不得不迁往高处。后来莲花池湖出现，逐渐将老城淹没于水下（刘元章等，2020）。

1.2 何时迁城

迁城时间可据零星历史记载大致推定。

《魏土地记》中有关于蓟城方位的描述：“蓟东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水）”，经研究均是参照前期蓟城来描述的（刘元章等，2019），表明成书时尚未迁城。有研究认为《魏土地记》成书于公元227—265年（刘元章等，2020）。

《水经注》有对莲花池湖的描述，则郦道元所见必是后期蓟城。《水经注》十三卷记载：“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成乡景候刘靖碑。……以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陈桥驿注释，2013）。提到了城内有一公元294年立的碑，如果此碑不是迁城时一同搬来，那么最晚在294年时就有后期蓟城了。

综上，前期蓟城迁到后期蓟城的时间初步推断是公元227—294年。

2 后期蓟城（晋—唐中期）

《三国·公孙瓒传》记载公元东汉初平四年（193年）公孙瓒“与范俱还蓟，于大城东南筑小城与虞相近，稍相恨望”（陈广斌，2012）。位于莲花池东南方向的正是后期蓟城这片梁顶高地，因此后期蓟城应是在公孙瓒所筑“小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1 与唐幽州关系分析

1974年由赵其昌先生主持对白云观西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一段城墙的西北角残址，被认为是蓟城的西北城角。赵其昌研究认为，广安门处蓟城，上起西晋，下至于唐，基址不变，前后相沿使用，西北角为白云观处，东南角为法源寺处（赵其昌，2014）。其认为自西晋至唐蓟城城址不变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水经注》记载：“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陈桥驿注释，2013），因郦道元提到了“今城内”，故赵其昌认为郦道元时城西北角之丘就是白云观处的丘，故为晋城;其二，1965年八宝山南侧出土的西晋华芳墓志记载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假葬于燕国蓟城西二十里”（郑仁，1965），墓中所出骨尺长24.2 cm，晋代每里合1800尺，则晋代每里为435.6 m，20里为8712 m。按距离推算至会城门村附近，据此认定白云观处城乃西晋蓟城（赵其昌，2014）。

但这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据地形地貌分析可知，高梁到了下游段渐不连续，被侵蚀分割成很多的小丘。民国初期1∶10 000地形图上仍可发现数个小丘，如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处就有一比白云观处更大丘（岳升阳等，2012）。因此，白云观处土丘并不一定就是郦道元所见之土丘;其次，墓址距白云观处城实际约为9400 m，与8712 m存在较大的误差，可见墓志所指20里只是约略之数，既是约略，就可能会存在较大的误差。

本区出土的大量墓志中，有关与城墙距离的描述，有的存在较大偏差，因此中间可能曾有过扩城。因此，后期蓟城与唐幽州应当分别论述。

2.2 城墙四至

老墙根街有一段古城墙遗址，深受北京地方史学者注意，疑为其北墙（陈广斌，2012）。西城区二龙路教育部院内出土的唐代仵欣墓志记：“以咸亨元年（670年）......迁柩于城东北五里之平原也”（鲁晓帆，2011），按距离推算正好是到老墙根街处。根据古地貌及地层资料分析，古高梁河沿高梁的北侧东流，其河道流向如图2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高梁河从西便门沿高地的北沿向东南经老墙根处，经东部韩家潭（八大胡同处），再经天坛北侧折向东南（陈广斌，2012;刘元章等，2019）。可见老墙根街处为当时高梁的北沿，再往北侧、东侧便是古高梁河道，受河道制约，故成斜街。后来发展为湖泊，仍是低洼地，因此老墙根处应该是当时建城的北界。

到唐初时，城墙尚未外扩。史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征高句丽退幽州城后，为悼念阵亡将士，建“悯忠寺”于城内东南角，即今日之法源寺;唐景福元年（892年）碑亦云：“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劳允兴等，1986）。寺址自唐至今未变（赵其昌，2014），因此大燕城东南角应该在法源寺处。清人赵恒夫著《寄园寄所寄》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南城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之故壕也”（鲁琪，1982）。据以上分析，后期蓟城的东墙大约为今海滨胡同—烂缦胡同一线，南墙应大致在今枣林前街—南横西街一线。

据已有相关考证，西墙位置在今北线阁街—南线阁街一线（陈广斌，2012）。

可见后期蓟城总面积约为1.8 km2，约为前期蓟城的2倍。

3 唐幽州（唐中期—辽）

出土墓志多能较为真实地记载一些方位信息，是非常宝贵、可靠的历史资料。本区出土的相关墓志中记载的有关与幽州城的距离信息见表1。

这里首先需要确定一下唐代1里的长度。唐代“五尺谓之步……三百有六十步谓之里”，根据现存的唐尺及各方的考据，唐制1尺为29.5 cm左右，则1里为531 m左右（胡戟，1980）。唐长安外郭城“周六十七里”，今实测约35.5 km，据此推算的1里也是530 m左右（胡戟，1980）。因此本文唐制1里按530 m计。

3.1 城墙四至

白云观处残城西北角的发现，揭示出了唐幽州城的西墙与北墙的大致走向。北墙在从白云观东延一线，向东至头发胡同。头发胡同以北数十米有受水河胡同与之平行，原是一条明沟，称臭水河，应当是城壕遗址（陈广斌，2012;鲁琪，1982）;西墙则应在城角西墙沿白云路南延长线，城墙西南角在原魏墙角村（应为“外墙角”之讹）（陈广斌，2012），东沿红莲南路—鸭子桥路，到白纸坊西街—白纸坊东街。

根据表1，众多的唐后期的墓志铭，如田公夫人、姚子昂、王郅妻崔氏等，按方位推算，南墙也指向白纸坊东、西街一线（鲁琪，1982）;东墙仍为海滨胡同—烂缦胡同一线未变（陈广斌，2012），如姚子昂、周妻刘氏墓志所述也大致指向此线。

可见东墙一直未变，相沿使用，其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是东北部为地势低洼的河湖地带，称为燕夏（下）乡;二是东南部地势虽高（称为燕台乡），但可能是墓地分布区。到金海陵王扩建中都城时，还于大定九年（1169年）专门将《水经注》中提到的2个大的燕王陵（燕灵王刘健墓、燕康王刘嘉墓）迁到了城外（鲁琪，1982）。

可见唐幽州除东墙方位不变外，在后期蓟城的基础上向北、西、南方向扩展，面积约为6.3 km2，扩大为原来的3.5倍（图2）。

3.2 何时扩城

对于唐幽州何时有过扩城，史书未见有记载。出土的唐代墓志中，与幽州城的距离描述往往会存在较大偏差，推测可能是由于扩城而产生了差异，因此可据此大致推断扩城时间。

1966年西八里庄京密引水渠工地同时出土李永定和耿宗倚墓志，耿宗倚墓志记：881年“葬于幽都县保人（大）乡樊村里原”（赵其昌，2014），1959年紫竹院三虎桥水利学校工地出土的赵氏墓志记：888年“葬于府城西北十里樊村之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2003），1952年甘家口北京钢丝厂出土的姚季仙墓志也记：864年“窆于幽都县保大乡樊村之原”（赵其昌，2014），可见当时的樊村范围较大，中心大致在今增光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一带，四墓均埋于村周野外。李永定墓志记751年“葬于郡（范阳郡）西北十五里之平原”，而方位距离相近的赵氏墓志则记为“西北十里”，经量测，赵氏墓大致参照的是白云观处，但并不是直线距离，大致有600 m的误差，可能是因为中间隔有玉渊潭湖，其所指是绕道后的距离。因此李永定墓志所述应当也非直线距离，如按绕开水体测算，则到北线阁路北端的距离大致就是15里（7950 m）。因此，李永定埋葬时所参照的城墻应是后期蓟城。

则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唐天宝十年（751年）八月十日埋葬的李永定，与唐天宝十二年（753年）二月一日埋葬的纪宽之间，所参照的城墙位置发生了变化，则在公元752年前后，可能进行了扩城。时任幽州节度使正是安禄山，其于755年起兵反唐，但在至少10年前就以幽州地区为基地，筑雄武城，扩军备战，暗中准备叛乱（鲁晓帆，1994），此时他扩大加固其大本营幽州城的城墙应是很有可能的。

到了辽代称为南京，和唐幽州基本一致，只是把城墙重加修筑（赵其昌，2014;侯仁之，2014）。

4 辽代以后的城址

辽代以后的北京城址演化情况，年代较近，记述、考证基本清楚，各期城墙范围如图3所示。

（1）金中都：金海陵王于1151年扩城，北墙的方位基本未变，只是在此基础上向西、南、东3个方向扩展（侯仁之，2014）。经钻探证实，西北角在今黄亭子，东南角在今四通路（朱祖希，2004）。金代末年，蒙古部族的铁骑将使用数代的蓟城烧毁，广安门一带的古城至此废弃（赵其昌，2014）;

（2）元大都：元大都迁向了东北方向，于1267年开始营建，到1283年迁入（朱祖希，2004）;

（3）明清北京：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为了便于防御，将北城墙南缩2.5 km。明成祖朱棣于1407年开始营建北京城，1421年迁入。嘉靖年间，扩建南面，使得北京城成为“凸”字形（朱祖希，2007）。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城最先是在梁的南坡发展起来（前期蓟城），后来因为莲花池一带出现沼泽化而迁到了梁顶高处（后期蓟城、唐幽州、辽南京、金中都），再后来随着地面进一步淤积抬高，沼泽逐渐退去，便进一步深入发展到东北部一带（元、明、清）。

5 结论

（1）研究认为北京城区最早出现的城市前期蓟城位于莲花池湖区域，分析了其最先发展起来的有利自然条件，城墙大致位置，迁城原因及时间;认为后期蓟城（晋蓟城）与唐幽州的城址并非一直未变，对两者的城墙位置根据大量的墓志记载分别进行了一定的考证。

（2）根据大量墓志铭中的方位描述，初步确定出了后期蓟城扩为唐幽州的时间，大致是在公元752年前后，由当时暗中准备叛乱的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完成。

（3）北京城址的变迁与自然环境的变迁，尤其是水环境的变迁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